今年香港書展預期萬人空巷，有邀請台灣侯孝賢與編劇謝海盟於7月19日3時半來講唐朝女俠聶隱娘。侯導已把她的故事搬上銀幕，在今年 Cannes 康城奪得最佳導演獎，為他七度參加該影壇盛事作個重要美麗註腳。
講座策劃人當然不希望只有他的影迷才來聽，更希望非他的影迷會來得更多。畢竟康城68年以來，最佳導演獎頒給華人只有三次。1997年，王家衛以《春光乍洩》獲得；2000年，楊德昌憑《一一》拿過；到2015年，由侯孝賢奪取。一般文化人，如果理解康城乃歐洲三大影展（其餘兩個是威尼斯和柏林）之首，便不會錯過去聽這位世界級電影人講心得。
這裏我提大家，除了到書展人擠人去聽演講之外，也可輕鬆到電影院去看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該齣紀錄片乃巨大製作，到歐洲多個城市，也到東京、北京、清邁，甚至遠至阿根廷，找來英國湯尼雷恩、意大利馬高穆勒、法國奧利華阿薩耶斯（張曼玉前夫）、日本是枝裕和、黑澤清、泰國阿彼察邦韋拉斯花古、大陸艾未未、賈樟柯、劉小東等等十多位電影節節目策劃、導演、藝術家等等，各自述看台灣新電影的經驗，過程中如何受侯孝賢影片感動，又怎樣受他影響。
台灣新電影的階段性總結
台灣文化局支持謝慶齡和王耿瑜兩位導演製作紀錄片，猜想本意是到世界各地邀請導演和電影節選片人，談論1980年代中期興起的台灣新電影，評析那時期眾多導演的代表作品，為「台灣新電影」作個階段性總結。
現在該片拍攝出來的結果，各地受訪者不約而同推崇侯孝賢，卻較少論述楊德昌和同期其他七、八位導演，那可能是連導演和文化局都預料不到和避免不到的事。邀請多國導演與電影節策展人肯定「台灣新電影」成就，與大家齊來推崇侯孝賢，是兩回事。幸好現在結果並非缺陷，國際影人有意無意間集中講侯孝賢，可能亦非壞事，這樣反而令「台灣新電影」有個標誌人物，形成重心，以後大家提起該批電影，總有個焦點。
「台灣新電影」這個說法，是在1982年上映的《光陰的故事》之後才開始，該片由四位新導演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各拍一個小故事，合組而成。該片上映時，各方反應甚好，之後，新導演紛紛出頭，百花齊放，題材連接本土地氣（多講台語，緊貼台灣社會現實生活），而影像風格、電影語言，亦一新耳目。該批作品眾聲齊發，內容與藝術形成都具重量，並能保持同一腔調，形成一派，在國際影展放映都受讚賞，結果「台灣新電影」能在世界影壇佔上一章。
以林懷民作引子
該部紀錄片訪問不同國家、講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英語、日語、泰語的電影人，處理方法不錯，避開了要經過翻譯會出現悶場這個缺點。導演找到合適訪問者，可以與被訪者說相同語言，於是雙方便能直接對談（侯孝賢和台灣新電影），而拍出來的訪談紀錄便流暢爽快，內容也到核心，沒有浪費影片篇幅。
此紀錄片準備工作做得足，而事後製作亦不節省，往往找到配合內容的相關影像片段，讓觀眾容易跟得上，清楚理解片中各人和導演所要講的話。
謝慶齡和王耿瑜兩位導演製作《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頗理智，他們找來非電影圈的林懷民作引子。林以中間人身份，從宏觀角度，先提社會歷史事件，例如（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藉此引導廣大觀眾進入台灣電影。這條引路便比較客觀，也比較易讓大眾踏上。
因此，沒有看過「台灣新電影」的人，也可從這部紀錄片，進入該個電影世界裏，不會遇到障礙。
一向沒跟隨「台灣新電影」的人，看《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紀錄片，可能會驚訝、好奇，他們會想像不到，世界各地（遠至阿根廷）會有這麼多舉足輕重的電影、文化人，推崇侯孝賢作品和「台灣新電影」，而說話時甚至會情緒激動。
角逐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這裏，我簡單總結這部紀錄片，它從認識台灣社會開始，到認識台灣新電影，繼而認識歐美日各國電影節策劃人和導演，再進一步認識電影藝術其中一種美學。如果以一句話來說，看此片其實上一堂文化通識課，學看電影，（不只學看台灣新電影），學當代社會文化歷史，（不只學台灣社會文化歷史）。
此片面向世界，因此它選擇在威尼斯電影節的「威尼斯經典」單元裏全球首映，並角逐最佳紀錄片獎。該紀錄片作者要說，「台灣新電影」屬於國際。
如果有人在看過這部紀錄片之後，會在以後，去補看那些以前忽略的台灣新電影，並進一步多理解世界電影史上那其中特別一章，那便美好不過。如果還會因此而增強對華人文化自信心，便更是驚喜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