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香港社會運動爆發時，坊間都有不少流行解釋，為何青年人會成為社運的先鋒。香港教育大學教授趙永佳早前在《明報》撰文，題為〈青年問題真的那麼難懂嗎〉。他認為，如果青年的訴求，主要不是工作、學位、居所，而是公義、自由和民主，那麼一直以來，政府所做的工作當然不會有效。如果通識科也不是青年轉向的元兇，那麼繼續糾纏廢除通識科，亦不會是解決青年問題的靈丹妙藥。
通識科令年輕人更關注社會事務
每次大型青年運動出現，建制派一端都會提出一些「有趣」解釋，例如年輕人變得激進源於通識科。2012年「三三四」教改之下，首屆高中文憑試後的暑假，還未放榜就出現了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準備獨立成科，引起大規模反國教行動。政府總部的萬人集會，將之前由高中生牽頭成立的學民思潮推到了暴風眼之中。學民思潮發言人張秀賢7月放榜時通識科考獲5**，新聞標題是「通識尖子反國民教育科」，2013年黃之鋒也在通識科考獲5級，是他各科成績中最佳。此後，通識科與激進青年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學聯、學民思潮「雙學」和「90後」青年成為主體。既然是青年運動，通識科再次成為「始作俑者」。
趙永佳自2009年就開始擔任通識科的科目委員會主席，參與了整個通識科的課程撰寫工作，自然也要面對種種對該科目的指摘。對通識科的其中一個批評，是課程太過政治化，讓學生過早接觸太多政治爭議，令他們變得激進。每次他看到這個指控都感到有點啼笑皆非，某次有泛民議員劈頭就對我說其實起初他們也反對，支持的都是建制派，因為他們覺得政府是要將通識變成「洗腦」科、國民教育科。趙教授認為，將通識科的初心說成是洗腦是言過其實，但本科是有公民教育的任務，卻是不爭事實。
後來2013年趙永佳訪問了學民思潮的主要組織者，發現只有兩人表示是受到通識科的「啟發」而參與社會運動，其他有些是通過其他科目（如地理、中史），或課外活動（甚至是由建制舉辦）。這令趙教授更加懷疑這套「通識教壞青年人」理論的可信性。
2015年，趙永佳和中策組商討再次開展一項目標為90後青年的大型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訪問了來自25間中學共2896名中五學生。是次調查，說明了未有證據顯示通識科令學生變得狹隘與偏頗。相反，通識科當中的「明辨性思考」令同學們能從不同角度、不同立場來檢視議題，而非只從自身利益和立場出發。
趙永佳認為，通識科要認的「罪」，可能就是成功執行了賦予該科的公民教育任務，令一代年輕人更關注了社會事務。當社會政治矛盾愈來愈尖銳，自然令他們有了自己的看法，而其中一些人就會希望「做點事情」，來幫助自己的家園。大部分通識科教師在做的都是「疏導」工作，但顯然他們不能令學生對社會矛盾視而不見 。
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公平
建制派認為年輕一代因受上位無望的挫敗所促使，才積極參與社運，稱為「上位論」。上位論的一個變調是「廢青論」，是建制用來攻擊參與傘運青年的標籤，認為他們是一事無成，又無心上進，但阻人發財。當向上社會流動受到阻窒而刺激社會運動，參與者自然就是廢青。
趙永佳曾嘗試驗證所謂「上位論」，當時的結論是年輕人對自己生活和發展機會之不滿，並不如輿論所描寫般大。另一方面，雖然年紀愈輕對政府政策的確相對有較多不滿，但這些不滿，不是源自他們對自身生活的焦躁不安，反而更多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以及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之不信任。他們對自己生涯發展的不滿與社會行動的相關性，並不如他們對一般青年人景況的不滿那麼強烈。這顯示了社運青年的動機，可能並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追求社會公義。青年人看到的，不光是自己不如意，更是廣大同齡人的處境，反映出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公平。
在上位論的指導下，政府回應青年社會運動的策略，就是強調拚經濟、拚民生、拚房屋，鼓勵青年響應中國機遇、大灣區發展、提供更多本港內地實習機會，也提供了更多本科生學額讓副學士畢業生繼續升學，以及對私立大學學位提供津貼等等。這些政策，原則上都沒有錯，是政府應當做的，雖然很多人會覺得，是解決不了香港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核心問題是，如果青年運動的訴求，其實主要並不是物質性的期望，而是社會公義、政制民主的話，那麼政府這些物質回應只能是「斷錯症、開錯藥」，亦因此社運青年現在都自認是廢青，正是要表明不為五斗米而折腰。
趙永佳強調，建制派必須承認，過去10年的藥石亂投，迴避核心問題，使得一次又一次的大型運動，累積下來成功地「改造」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青年人。他認為，香港現在彷彿走上了不歸路。如何以一國兩制的框架來解決眼前的政治風波，確實需要政府以最大的誠意來回應青年人的心底話。青年問題其實並不難懂，問題是當局有沒有決心走出它的同溫層，面對現實。
參考資料：趙永佳《明報》2019年7月10日文章：〈青年問題真的那麼難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