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甫回港接任理工大學校長職位的滕錦光教授，上任後鮮少接受香港傳媒專訪，灼見名家有幸在冬日午後聆聽滕校長暢談對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產業的看法，他在訪談中提及香港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做的改變，以及未來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中能發揮的作用，理工大學又將在其中扮演何種重要角色。
滕校長是首位由國家派至雪梨大學土木系學習的公費研究生，2013、2015年當選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及愛丁堡皇家學會通訊院士、2017年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他與香港淵源甚早，1994年即到香港理工大學前身理工學院擔任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系講師，對香港科技發展過程參與極深，「我來香港已經26年了，過去26年香港在不同階段都說要發展創科，無可否認，一直以來香港擁有許多優勢，比如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國際化城市、擁有多家世界一流大學，但這些優勢為什麼沒有讓香港發展出自己的創新科技產業呢？」
香港在金融與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有產業優勢
滕校長認為，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特色與強項。香港在金融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已經建立了較強的產業基礎，在這兩個領域發展創科，香港應該可有所作為。香港是一個高密度的城市，在發展智慧城市方面也十分有潛力，香港研發出的智慧城市技術，更可應用在全球不同的城市。加上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城市，因此，在吸引國際人才方面具有相當優勢，「今天早上我才跟一個希望來理大工作的美國教授見面討論這件事，他希望來的原因之一，是他覺得他來香港比較容易適應，香港有這個好處。」他說。
但在發展創新科技方面，由於香港目前沒有強大的製造業、生物科技等產業支持，難免有所不足與缺失。香港的大學主要致力從事學術性研究，而把研發的技術轉化到應用層面，是需要經過許多改良及實際測試，在充分證明新技術的可行性之後，才能提供給產業界應用。
從基礎研究到實際應用中間，有一條漫長的研發鏈，包括9個技術就緒等級（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TRL）。滕校長表示，「香港的大學在前面三個偏基礎研究的步驟做得非常好，中間三個步驟需要應用型、轉化型研發平台，香港政府通過設立此類機構，如ASTRI（應用科技研究院）及創新科技基金轄下的幾個研發中心，整體來說仍然不夠。」相較於中國內地，每個省市均設有負責將基礎研究轉化為能實際應用的研究機構，香港仍有長路待行。同時，「香港也要思考我們到底需要或想要發展出什麼樣的創科產業？在研發、轉化和產業幾方面未完全達到相輔相成時，要發展創新科技產業是很困難的。」滕校長指出，「香港必須要在這些領域下工夫，才能扭轉劣勢。」
土地問題與產業政策限制了創科相關產業發展
他認為，香港在將學術成果轉化為技術及產業應用的政策方面不妨借鑑美國，「美國史丹福、柏克萊在把學術成果轉化成技術應用方面做得很好，尤其史丹福，它的政策比較開放。」很多美國的教授只有九個月的工資，另外三個月他是要透過研發的項目，自己去找公司合作，這三個月的收入給了這些教授動力，讓他也有經費、能力從事應用型的研究。」
不過，當然這也由於美國矽谷有龐大的產業規模可以支撐人才從事相關研發及創新，另一方面，香港昂貴的住房問題是另一個難以吸引足夠人才扶持創科產業發展的原因之一，「一般來說，香港大學教師待遇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吸引一位博士畢業生來港從事相關研究員工作，香港的薪酬就不是十分吸引了，若再考慮住房價格、小孩教育費用等，要大量吸引這些人才就有困難了。」
另一方面，政府在科研創新的支出也不夠，滕校長指出，「2018年香港政府研發支出總和是GDP的0.85%，相較於韓國的4.81%、日本的3.26%、中國內地的2.19%、新加坡的1.94%（編按：2017年數值），香港這個比例是非常低的。雖然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已定下目標，要在2022年本屆任期屆滿前，將本地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提升至1.5%，但1.5%也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組織統計顯示，2018年世界各國研發支出佔GDP比例平均是2.27%，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各成員國是2.58%。
相較於政府及企業研發經費投入偏低，對大學的科研經費投入是不是比較多呢？「也不見得，我記得1995年在香港第一次申請RGC的研究經費，拿到80幾萬，那時內地科研經費，如國家科學自然基金會是一個項目5萬元左右，現在香港的老師們去申請RGC經費拿到項目的錢還是60到70萬左右，過了20幾年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中國內地那些項目也到80萬了，增長的速度非常不一樣。」香港在基礎科研投入不足，再加上產業本身研發投入也不夠，因此，香港在本地發展出科技創新產業方面是有相當的難度。
滕校長認為，香港的科研應與大灣區產業發展相結合，達到互利雙贏的效果。（灼見名家圖片，攝影：文灼峰）
香港科研力量與大灣區產業發展結合互利共贏
但香港是否就因此放棄發展科技創新相關產業呢？滕校長的建議是，「一定要將香港的大學科研力量與大灣區的產業發展結合起來，一來可解決產業需求問題，二來香港在基礎研究與產業發展應用之間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首先，香港可就國際金融、基礎建設這些本地的強項重要產業，在香港建立應用型研發平台；若這些產業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就與那些城市合作建立應用型研發平台，譬如晶片可與深圳一些公司合作，在深圳市建立研發平台；如果要做電動汽車，就跟深圳的比亞迪合作；如果要做人工智慧、大數據方面的研究，就跟騰訊合作；要做5G研究，就跟華為合作……。香港的大學也可以透過中間一些轉化研究的機構與內地公司合作，或是跟產業合作建立轉化研究機構，這是我覺得香港的大學可以並且有能力做的。」
香港地狹人稠，土地面積有限，局限了許多產業的發展，加上香港本身是一個城市，經濟財政力量也有限，滕校長建議政府，釐定香港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與產業，並加以發展。以香港的醫療科技為例，香港的醫療水準相較內地具有一定優勢，加上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更加嚴重，若能把醫療科技跟老年服務結合，如發展人工智慧照護服務，便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又如智慧城市，香港是個非常高密度的城市，可以做的事情對其他城市來說有借鑑作用。」他接着以「汽車駕駛導航系統」為例指出，「因為香港高樓密度太高，有些地方用現成的導航系統，精準度是不夠的，我們學校有位老師就研發了一個技術，可以讓導航的準確度提高，如果這個技術在香港能運用自如，那麼相信汽車在北京、洛杉磯，城市障礙物密度沒有那麼高的大城市，一定會發揮得更好。這就是香港擁有特別優勢的地方，建議政府可以朝這些方面去思考發展香港本地的長處，不能什麼都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