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興杰（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
1月9日統計局發布數據，2015年中國的 GDP 同比增長只有6.9%，創下25年來新低。習慣了高速增長的中國人，看到這條消息的一般反應是嘆氣。馬光遠不以為然，他在微博發了一段文字批駁悲觀情緒。他說，經濟增長好比一個人長身體，7、8歲時每年長幾厘米很正常，40幾歲還那樣長豈不是嚇死人？中國經濟已是人到中年，增速放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必大驚小怪。
這種比喻非常新奇，馬光遠卻不是發明者。去年4月發改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官員叢亮也說過類似的話。當時中國經濟已顯頹勢，「新常態」的說法流行一時。叢亮打了個比方，「一個人在青春期時長得很快，一年可能長十公分；到了接近成年階段，一年長一公分就不錯了，這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內在規律。」
這種打比方的說法很容易俘虜人心，加之現實世界到處可見發達國家的疲軟。美國經濟多年沒有突破3%，歐洲國家長期保1爭2，日本近些年好幾個負增長。香港、台灣這樣的發達經濟體，這些年也不見起色。
發達必然放緩迷思
真有這樣的規律嗎？如果貧窮具有增長優勢，發達必然放緩，為何百年來傳統發達國家就那幾個，脫貧致富的後起窮國寥寥無幾？中國最富裕的北上廣深，人均 GDP 已接近發達國家行列，為何增速不減，依然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
中國人均 GDP 未滿8,000美元，增長就顯著放緩，當年香港台灣在這階段可是後勁十足，兩位數增長。早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新加坡，1990年代幾乎都是兩位數高速增長，在發達國家中一騎絕塵。 2004年至2007年，新加坡還是保持7、8個點增長，年輕得不像話。這又怎麼解釋？
現像不能自我解釋，也不能總結出規律。談經濟發展，必然要回到經濟邏輯。其他條件不變，到底是窮國發展快還是富國發展快？答案是後者。
勞動力解放
經濟發展的本質，是人運用資本進行再生產，從而使財富增加。一個飢腸轆轆的窮光蛋，全部收入只用來填飽肚子，沒有任何儲蓄，那就只能算是維持生存，談不上發展。
窮人之所以致富，乃是他在貧窮中仍然儲蓄節餘，將少量資本用作再生產。全社會資本增加，迂迴生產鏈條延長，單位勞動支配的資本相應增加，落到最終消費品產出，則是財富大規模增加。在這生產結構中，消費遠遠趕不上資本積累的速度。
此外，財富充沛的發達社會，生產大量依賴機器和自動化，愈來愈多人從簡單勞動中解放出來。他們將長期學習，追逐興趣擅長，從事創造性的工作。理所當然地，經濟發展會更快。
這就是富足社會理當發展更迅速的物質條件。那麼，為什麼現今發達國家普遍陷入停滯？這就涉及前面所說的「其他條件」——也就是制度因素。
資本積累和企業家精神不是憑空發生的，它需要制度約束。具體地說，是私有產權受到保護，市場環境安全可期，政府不過多約束。相當長時期內，歐美國家做的比多數國家好，長期回報也很喜人——豐厚的財富積累，今天的發達國家地位。
中國勞資關係簡單
隨着經濟發展，限制增長的壞制度也在潛滋暗長。發達國家普遍具有福利主義傾向，政府在濟貧、教育、醫療、養老方面支出不斷，甚至不惜舉債度日，寅吃卯糧。福利主義削弱民眾自立精神，也給企業帶來沉重的稅收負擔。
發達國家通常過度保護勞工，企業要應對最低工資、婦女福利、安全監管等一系列問題，成本高昂。在歐洲國家，企業即便有正當理由也很難輕易開除員工，除非已經準備好一大筆賠償金。
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勞資關係相對簡單。1998年金融危機，中國外貿形勢惡化，很多老闆都是召開員工大會，發完工資就宣布倒閉。法律束縛較少，企業快速止損應變，這是歐美發達國家不具備的制度優勢。最近二十年每逢危機，新興國家總是先於發達國家企穩反彈，背後是有制度優勢支撐的。
由此可見，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停滯，背後沒有什麼神秘力量，也絕非自然而然。窮國若有好制度，引進資本和技術，兢兢業業工作，經濟起飛並不是什麼奇蹟。現代社會，窮家施政得當，往往只需半個世紀就能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富國墮落也不需要多長時間，這方面南非和阿根廷就提供了慘痛的案例。
現在歐美國家說是發達，只是相對其他國家而言。在無限可能的未來面前，它們仍然是小個子，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按照馬光遠邏輯，19世紀英國經濟世界第一，當時已經達到成年，理所當然應該放慢，如果還快速發展，那會嚇死人。事實上呢？當時最發達的英國，也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
有許多的經驗教訓作鏡鑑，還有互聯網浪潮借力，中國理當快速發展，彎道超車。當下中國發展放慢，如果不反省制度問題，反而拿發達國家的困窘作心理慰藉，顯然是駝鳥心態。
發達國家積累雄厚，制度完善，各方面都很穩定，即便增長放慢，也很難出現新興國家常見的滑坡。中國的社會矛盾亟待經濟發展去解決。可以說，經濟快速發展才是最好的良藥。經濟放慢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它本身就是問題。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網站，本社獲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亞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