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我們從錢穎一教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2017）一書第九章〈經濟學家的思想〉中選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錢穎一筆下的十位經濟學家」系列，每周為讀者展示錢教授筆下的一位經濟學家。
本期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 Arrow）是錢穎一在史丹福大學經濟系任教時的同事，他於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方面開創性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年51歲。作為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奠基人之一，阿羅也被稱為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經濟學家。
阿羅（Kenneth Arrow）於2017年2月21日在史丹福大學所在地帕羅阿圖（Palo Alto）去世。我在當天聽到這個消息，仍然感到很意外，雖然他已是95歲高壽了。不到一年之前的2016年5月9日，我在史丹福參加有關中國經濟的研討會時，他坐在下面聽我發言，之後我們一起拍照。他那時看上去身體很好，思路敏捷，問了我幾個有關中國經濟的問題。我們還談到此前不到一年的2015年6月，他到重慶參加中國留美經濟學會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他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有興趣。
熱衷研究，博學多知
我第一次見到阿羅是在1990年1月。那時我正在博士臨近畢業期間找工作，到史丹福大學經濟系做「工作演講」（job talk）。阿羅從1949年起就在史丹福大學經濟系任教，中間只有1968年至1979年間在哈佛任教。他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馬斯金（Eric Maskin）70年代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導師。我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是科層等級組織中的激勵問題。在去史丹福之前，馬斯金同我說，阿羅對非市場組織內部激勵問題很有興趣，因此會對你的研究有興趣，並且說「他是一個會認真讀別人論文的人」。這句話我後來才明白它的意思，因為不少經濟學家只聽但不讀其他人的論文。果然，在那次訪問中，他對我的研究工作十分肯定，還在一起晚餐，愉快交談。
我後來決定到史丹福大學經濟系任教，之後與阿羅的接觸就多了。雖然我沒有上過他的課，也沒有與他合作寫過文章，但與他共同指導過博士生，中國學生李波就是其中之一。阿羅在史丹福的標誌性動作有兩個：一是每天戴着頭盔騎着自行車來辦公室；二是參加學術討論會時，前一半時間總是在低頭看剛收到的郵件，人們以為他沒有在聽，可是放下郵件就馬上提出最尖鋭的問題，令在場人都感慨萬分。我從他那裏學到了很多在課本上無法學到的東西，不僅是經濟學，多是在討論會上或者是在閒談中。他的博學總是讓人驚訝。還是在90年代中期，當時個人電腦興起，計算能力飛速發展，互聯網也已經興起，信息技術發展遠遠超越人們的預期。因此，在我看來，好像技術發展都是超出人們預期的。記得有一次我問他，有哪個方面的技術發展遠遠落後於人們100年前的預期。他馬上回答說：電池。這不是我當時的知識所能想到的，給了我很大啟發，那就是我們的視野很有侷限，非常缺乏歷史的厚重。電池技術在近來有了重大進步，但仍然有技術制約。
活至耄耋，學術影響深遠
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開始頒發。阿羅在開始頒獎後的第四年，即197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至今保持着兩項紀錄：他獲獎時51歲，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獲獎年紀最輕的；同時，他也是在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獲獎之後活得最長的，44年。早於他兩年在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也是獲獎的第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是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80年代我在哈佛讀書時曾經到麻省理工學院拜訪過薩繆爾森。他向我問起浦山，時任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浦山是40年代哈佛的經濟學博士，同薩繆爾森一樣，也是熊彼特的學生。在《經濟分析基礎》一書中，薩繆爾森還特別感謝了浦山的幫助。阿羅和薩繆爾森是現代經濟學泰斗級的人物。這兩人還有親戚關係：阿羅的妹妹嫁給了薩繆爾森的弟弟，他們的兒子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拉克獎獲得者，擔任過哈佛大學校長、美國財政部長、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薩繆爾森說過阿羅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理論家。說阿羅是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奠基人，一點也不誇張。打開任何一本嚴謹的現代經濟學教科書，都有兩部分核心內容：一般均衡理論和社會選擇理論。這兩部分內容是分別關於市場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機制和民主政治中的投票選舉機制的基礎性分析，阿羅都做出了根本性的貢獻。
樹立經濟學支柱，對理論理解深刻
在社會選擇理論中，阿羅開創性地運用嚴格的數學推理研究社會偏好與個人偏好之間的關係，推導出著名的「阿羅不可能定理」，揭示出投票選舉這一集體決策機制中會遇到的基本難題。這是一個非常深刻且影響深遠的研究結果，不僅為經濟學，也為政治學奠定了科學基礎。以阿羅的這一工作為起點而繼續這方面研究的森（Amartya Sen）在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方面已經有很多介紹，我不再贅述。
一般均衡理論是有關在充分競爭、完備市場中商品供求通過價格機制達到均衡的一整套理論。雖然這一理論背後的經濟學思想是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描述過的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但是阿羅等人通過嚴謹的數學模型，精確地描述了消費者偏好和選擇集合、生產者技術條件，並在此基礎上推導出均衡存在的條件，還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和「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在建立均衡條件中需要用到數學的不動點定理（fixed point theorem），在證明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時需要用到分離超平面定理（separating hyper plane theorem）。但是，並非數學的深奧性，而是經濟學的深刻性，使得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現代經濟學的支柱。
一般均衡理論受到的批評很多。因為它是建立在一些假設的基礎之上的，而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批評這些假設的非現實性。記得在一次史丹福的研討會上，阿羅對一般均衡理論有如此評價。他說，一般均衡理論有五組假設，而每一組假設從五種不同的角度看都是錯誤的。但它是經濟學中最有用的理論之一。他當時講這句話時，對我衝擊很大。因為這是我從教科書中沒有看到過的，而是親耳從阿羅那裏聽到的，也正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不同，我很為之震撼。
社會科學發展由理論驅動
這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話，特別是對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受教育的人而言。我們的文化中缺乏科學傳統，尤其是缺乏社會科學理論傳統。我們判斷一個理論，很容易先看它的假設是否「現實」，往往以假設不現實來否定理論的意義。正是我們的經驗主義傳統，使我們無法發展出建立在抽象假定上的理論，阻礙了我們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在一般均衡理論的假設中，有人的理性假設、充分競爭假設、完備市場假設、生產技術沒有外部性假設、沒有收益遞增假設等，現實中當然都可以發現這些假設是不對的。恰恰是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不僅可以應用於許多現實問題，而且後來的許多新理論都建立在它的基礎上，比如投資學和金融學中的證券定價理論。可計算的一般均衡理論還運用到公共經濟學中，計算稅制改革帶來的收益和成本；運用到環境經濟學中，在有外部性的情況下研究環保政策的有效性等。
讓理論與現實碰撞，開創信息經濟學
事實上，後來許多新的經濟理論的發展，都要以一般均衡理論作為參照系或作為起點，包括阿羅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下面舉兩個例子，它們是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的基礎上開創的兩個新領域。無論是社會選擇理論還是一般均衡理論，阿羅都使用了在當時被認為很抽象的數學來做經濟學理論研究，但如果就此認為阿羅只會用抽象數學來建模，那就錯了。相反，這兩個例子恰好說明了阿羅如何把現實中的經驗觀察上升到經濟學理論的創造性過程，對我們從事經濟學研究很有啟發。
1963年阿羅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論文〈不確定性和醫療保健的福利經濟學〉（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在這篇論文中，阿羅開創性地分析了醫療服務和醫療保險市場。他首先以完備市場的一般均衡理論作為參照系，對照發現醫療服務與醫療保險市場中最大的特徵是不確定性，包括患病是一個不確定性的事件，同時治療結果也是一個不確定性的事件。從這裏就引出風險分擔的問題。但是他發現，現實中這些風險並不是能夠全部被分擔的，所以就會得出偏離均衡點是福利最優的結論。
正是在這篇研究醫療保險問題的論文中，阿羅首次引入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和「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這兩個重要概念。他用一小節專門分析「道德風險」帶來的問題。在有第三方保險的情況下，投保人就會減少預防措施，導致就醫增加。他分析道，這是投保人的激勵問題，因為保險公司無法觀察和控制投保人的行動。阿羅接着分析了醫療保險中的幾種費用支付方式。如果是完備市場，這些方式應該是等價的，但是在現實中，它們並不等價，由此說明市場的不完備性。特別是，如果醫生的收入與保險支付掛钩，那麼醫生也有「道德風險」問題，比如為病人開過多和過貴的藥，這是醫生的激勵問題，而保險公司無法確定病人的真實情況和真實需要的治療。
他在這篇論文中談及了保險公司遇到的另一類問題，即「逆向選擇」問題。投保人中有低風險和高風險的人群，但是這個信息只有投保人知道，保險公司不知道。如果市場是完備的，那麼高風險和低風險人群會被區別對待。但是在現實中，他們是無法被區分的，所以在同一保費下，就會更多地吸引高風險的人，導致「逆向選擇」。
阿羅就是這樣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這兩個重要概念引進經濟學，並開創了信息經濟學這個新的研究領域。這些研究也對醫療和保險業有着實際的重要影響。已經有若干位經濟學家因為信息和激勵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比如201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他的最重要的兩篇獲獎論文的標題正是〈道德風險與可觀察性〉（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和〈團隊中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in Team）。阿羅的重要貢獻不僅是引入這些概念，關鍵是以一般均衡理論為參照系的系統性分析，為之後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鑽研經濟增長內生機制
1962年阿羅在《經濟研究評論》上發表〈幹中學的經濟含義〉（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早在50年代，經濟學家已經從經驗數據中發現，經濟增長並不是僅靠人均資本的增加，還要靠技術進步。但是在當時的理論模型中，「技術進步」只是一個外生變數，而不是模型內部產生的。阿羅在這篇開創性的論文中建立了一個理論模型，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他描述了一種「技術進步」的過程。具體地說，技術是由「學習」獲得的，而他給出的機制是，學習是以往經驗的結果，也就是說，幹得愈多，經驗愈多，人均產出也就愈多。因此，在他的模型中，人均生產率隨着經驗的積累而提高。
這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因為由此推導出的生產函數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點，而不是一般均衡理論中假定的規模收益遞減。當然，由於「學習」的外部性沒有被市場作價，所以投資的私人回報低於社會回報，競爭市場的均衡並不是有效率的，這有別於一般均衡理論所推出的結論。但是，這是第一個「內生增長」的模型，是我們真正理解經濟增長內生機制的開始，阿羅因此又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80年代和90年代羅默（Paul Romer）等人推動的內生增長理論，正是以阿羅的這個模型為起點和基本要素的。由此可見阿羅研究的影響力之深遠。
啟發後人追求深刻學術思想
回顧並理解阿羅對現代經濟學的貢獻，可以幫助反思我們的經濟學研究中常見的誤區和軟肋。
一是我們對理論的忽視甚至鄙視。這裏說的理論是抽象的，看上去與現實有相當距離的，通常以數學符號為語言的邏輯系統。無論是社會選擇理論還是一般均衡理論，都是這樣的理論。儘管這些理論中的假設與現實不符合，但是它們對我們認識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系和基準，是我們探究社會問題的入口，更是我們發展出與現實更為貼近的理論的起點。而我們急於求成的心態，我們的經驗主義傳統，容易造成我們對抽象理論的拒絕。但這只會使我們永遠不能擺脫淺薄的陷阱，無法在科學的道路上前行。
二是如何把在經驗觀察中發現的現象和問題變為精確的概念，並轉化為可分析的模型，使經驗上升為理論。「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都是源於對現實的觀察。阿羅把它們上升為精確的概念，前者是不可觀察和控制的行動，後者是不對稱信息，並把它們納入可供分析的模型中，推導出不同於標準模型下的結論，這才是重要的突破。類似的，把「幹中學」這樣的經驗觀察轉換成人均生產率取決於經驗積累的條件，並植入生產函數，推導出不同於在標準生產函數下的各種結論，這也是重要的突破。在這些突破的背後，都是對比參照系，引入新因素，分析出新結論，為後續經濟學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這樣一個科學研究的路徑，也是我們十分缺乏的。
當我們回顧阿羅對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貢獻時，我們更加能夠欣賞和理解像他這樣的經濟學巨人對現代經濟學的根本性價值，並從中受到啟發。阿羅的經濟學研究路徑應該激發和引導中國的經濟學及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與方法，並由此獲得深刻的學術思想和洞見。
本文原載於清華管理評論微信公眾號，首發於《比較》2017年第3輯，總第90輯，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