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歲女童陳瑞臨疑被父母虐殺的新聞，令人神傷。幾日之後，旺角又有一宗兩名幼童（8歲和4歲的姐弟）懷疑被虐事件，兩人疑被禁錮在家，男童全身赤裸，屋內衛生環境十分惡劣。
連番發生兒童懷疑受虐，觸動了很多人的同情心，也引起不少社會人士回應，提出防止慘劇重演的建議。有人把矛頭指向社會福利署，有人則認為學校要負起舉報責任。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建議，政府應參考外國，設立強制舉報機制，社工和教師一旦發現懷疑虐兒個案，就要舉報，務求減少悲劇發生。他表示：「學校社工制度相當不穩定，小學沒有一校一社工，可能這些社工往往是短期外判形式，年資亦較淺。」言下之意，是小學派駐更多社工，就應該可以避免虐兒事件。
家庭議會主席石丹理則認為，可考慮設立強制舉報制度，規定老師要將懷疑被虐學生通報予學校及教育局，以便及早發現虐兒個案。女童陳瑞臨就讀的幼稚園一度被媒體不斷追問，是否早在去年10月已經發現陳瑞臨身上疑有被虐傷痕，學校是否「視而不見」？言下之意，是沒有盡力阻止慘劇發生！
虐兒問題是家庭問題其中一環
發生這些不幸事件，學校和社工要負上多大責任？把矛頭指向他們，是否就真的可以解決問題？虐兒家暴，真正要負責的，其實是孩童的家長，是他們疏於照顧、逃避責任，沒有盡父母的天職。要追究，就應該追究他們；要防範，也只能從這些發生虐兒個案的家庭入手。其他什麼強制舉報，或把責任推給學校或社工，都無補於事。可是在最近發生的懷疑虐兒悲劇之後，民意代表、社福界卻沒有正視根源，探究當前香港的家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應該提出什麼對策。
虐兒問題，其實是香港家庭問題的其中一環。女童陳瑞臨和旺角兩名懷疑受虐的兒童，都來自複雜的家庭。跟陳瑞臨一同居住的父母，都曾經離異；旺角兩兒童則來自單親家庭，經濟情况極度拮据。港人熟悉的獅子山故事，和傳統的家庭功能息息相關，包括經濟（不少家庭式企業、小商戶或小工廠，都是「家爺仔乸」生意）、保護（家庭成員互相關顧照應）、教育（父母充當補習教師，或言傳身教）、感情（家人之間互愛互助產生的安全感）等等家庭發揮的作用，令大部分香港人能捱過極度匱乏的歲月，成就了不少傳奇。至今為止，本地幾家大企業仍然是家族企業，一代代傳承，都是得力於最初期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支持和幫助。劉兆佳教授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更指香港的家庭除了在經濟和民生扮演重要角色，還發揮了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作用！
家庭變化產生新問題 政府須正視
但是，這種家庭功能已經式微。社會學者和社工組織近10年來發表了不少研究報告，分析香港家庭的變化，結論頗為一致，就是傳統的家庭結構、家庭功能和家庭發揮的正面作用不但大不如前，甚至瀕臨瓦解，情况令人擔憂。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12年12月發表的《香港家庭及社區服務概况》報告，對香港家庭結構出現的轉變有詳細描述，包括核心家庭的每戶平均人數下降（2011年全港人口707萬，共237萬戶家庭，每戶平均人口由1991年的3.4人，下降至2011年的2.9人）；離婚數字急升（2011年為19,597宗，到現在幾乎是3宗婚姻之中就會有一對離異）；單親家庭則由1991年的34,538戶，大增至2011年的81,705户，20年間升幅逾一倍；跨境婚姻及家庭上升（1986年為782宗，2011年為20,488宗，佔全港登記結婚數目的35.1%）。
上面的數字，反映了香港家庭變化的新現象，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家庭凝聚力下降──社聯制定的「家庭團結分類指數」持續倒退，從2004年的-215，下跌至2010年的-309。此外家庭暴力事件大幅上升，其中虐兒個案佔整體家暴的35%（2011年）。
家庭結構轉變，足以動搖香港的根基。過去家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也是協助不少人向上流、脫貧或進身中產甚至創業致富的起步點；然而今時今日家庭卻是不少社會問題的根源。家庭結構影響教育、房屋、福利等政策，政府必須正視。然而近年政府施政報告已很少以專章討論香港的家庭問題，最近一次也許是2000年施政報告，當年社福界列出了幾類要支援的家庭，包括受經濟拖累（低收入、失業或開工不足）、受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在內地工作造成分隔家庭、婚外情，在新發展區居住又缺乏支援）、有特別需要（新來港家庭、單親家庭、精神病患、殘障及老弱人士的家庭）、有高危子女（無心向學、濫藥、童黨、離家出走等）。陳瑞臨和旺角兩名兒童懷疑受虐，都來自上述這些問題家庭。政府應向他們提供支援，或在社區內安排可以疏導或短暫庇護的地方，而不是向前線教師或社工增加強制報告的責任（可參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時任總幹事邱可珍〈支援香港家庭的創新方法〉）。
把責任強加他人 幫不了無助小孩
陳方安生任社會福利署長時，發生了破門入屋「拯救」郭亞女事件，當時輿論嘩然，認為做法不當，是濫用權力。政府為此做了一份《郭亞女事件報告書》，建議以後社署盡量避免破門入屋，同類事件以後也沒有發生過。回想當年的民情，是認為政府過度介入、拆散兩母女的處理手法太過分。同樣，如果要求學校「強制舉報」，是否也會導致學校過度介入，令學校和家長關係變得緊張，也平白令學校增加了更多壓力？
兒童受虐，過在父母，不在其他人。有問題的家庭需要的是協助；把責任強加在其他人身上，幫不了有問題的家庭，也幫不了無助的小孩。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