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戰後第一代著名攝影記者陳橋，日前在加拿大逝世，享年96歲。噩耗傳來，不禁令我想起昔日我剛進入新聞界時他對我的言傳身教。
1970年代初，我剛入行，是左派報章的記者，專跑突發新聞。那時候，剛是1967年左派暴動之後幾年，社會氣氛仍然緊張。每當敏感時刻，或者左派的重要節日，左派機構還擔心「出事」，安排員工輪流值班，以防出現不測。所以，左派記者到各處採訪，也有不便之處；例如到國民黨勢力範圍的調景嶺（以前叫吊頸嶺），最好有熟悉當地形勢的行家同行。而右派報章的行家到北角的「共區」採訪，最好也有相熟的「地保」引領。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氣氛仍是繃緊。
那時候，橋叔已是英文《南華早報》的著名攝影記者，也經常採訪突發新聞和重大的社會事件，例如貪官葛柏案。左派報章當時還未實行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分工，所以我要一身兩職。橋叔對我這樣的新丁，不僅提攜備至，而且在混亂中搶奪攝影位置時，對我特別關照。否則，我可能多次孭鑊，空手而回。
採訪時被左派人士圍毆 仍不遷怒於他人
後來交往多了，我對橋叔還有一種感覺──他不像當時的社會氣氛那樣，對左派有抗拒感或厭惡感，一直把我視為朋輩看待。但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橋叔在1967年左派暴動時，曾在新蒲崗採訪時被激烈的左派人士圍毆，打傷胸骨，幸得路過的銀行職員相救，才能脫險。
有一次，橋叔和我聊天的時候，偶然談到當年的經歷，也談到那一次死裏逃生。有幾句話我至今仍感到言猶在耳。他說，他一般不會厭惡左派的人，他厭惡的是當年左派的盲目和暴力，以及那種不可理喻的鬥爭思維。這是行動的內在根源，他們自己也難以駕馭。
不過，風浪過後，橋叔對我這個左報記者毫無成見，甚至以平輩相待，令我在潤物無聲之下，不僅吸引了很多攝影知識，還從「鏡頭理論」領略了很多文字技巧。橋叔說，一張照片不單用畫面說明問題，從畫面中引發背後對人生百態的思考，才是最重要的。他的話令我想到，怎樣用文字把新聞的一分鐘生命變成永恆。他的話令我受用到今天。
所以，橋叔6次奪得世界新聞攝影榮譽獎項，實至名歸。橋叔，你是一條通向人生價值的橋，永遠感謝你！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