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公眾經常讀到官方對中國夢的長篇大論，但實事求是而言，做好夢難，做好中國夢更難。
在北京中央政府高度宣揚的中國夢裏面，有一部分特別難做；「特別難做」不是指無法沉浸在夢的美好境界裏，而是指特別難以將這部分的夢變成現實——這就是如何讓大中國框架裏「中心」和「邊緣」之間的關係走向良性互動。
不一樣的邊緣，不一樣的衝擊
對於當今中國最高領導層來說，他們的中國夢裏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是把現有的理論上和原則上的統一的大中國，變成鐵板一塊的現實。因此，大中國版圖的邊緣地區發生的嚴重緊張事件，始終是北京最高領導層的一個噩夢。
在筆者的〈香港進入「新常態」〉一文中提到的是，在那些經常令北京頭痛的邊緣區域中，比西藏和新疆更難處理的是香港和台灣，儘管地幅遼闊的兩個西北邊緣區域動輒會發生遊行示威、自焚抗議、有組織的團體越境外逃、甚至規模相當的暴力恐怖襲擊事件。據新疆南部的負責官員說，目前他們那裏的「維穩開支佔到公共財政的四分之一」，還不夠。（參閱《鳳凰週刊》2月5日報道）
香港和台灣這樣處於版圖東南部的邊緣地區更難辦，源頭是地緣政治。地緣政治在此處最重要的含義，是世界發展大潮對中國邊境某一區域的衝擊力度和影響深度。而其他的影響因素均與地緣政治相連接，即便這些因素初看起來並沒有甚麼地緣政治的顯著特徵。有必要解釋的是，這裏所使用的與「中心」對應的「邊緣」一詞，是就這些邊境地區在大中國版圖上的位置而言，並非就它們的政治、安全和經濟的重要性而言。「邊緣」意譯自 periphery，而不是 marginal。
西藏和新疆較港台易處理
自工業革命帶動的全球化浪潮衝擊亞洲大陸的200多年來，西藏和新疆從來沒有在一個長時期內，受到過在國際社會被普遍視為屬於先進的外來勢力的管治，而香港和台灣卻有此類直接和全方位的經歷。
正是這一根本的區別，使代表中國的政府在兩地回歸以後，對香港（1997年）和台灣（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施行主權和治權並行的監管，但這種監管方式遭遇過、並且還在遭遇着多種明明暗暗、硬硬軟軟的反彈。
一個鮮活的例子是，剛進入2015年，不久前高票當選為台北市市長的柯文哲，就殖民主義在亞洲特別是華人幾個區域的功過發表的評論，立刻在兩岸三地引發火爆反響；所幸的是，也有不少理性和持平的反應。
柯文哲對殖民時代的評讀
根據幾家國際主流媒體的核實報道，柯文哲在接受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專訪時表示（原文摘要刊登在1月29日 Foreign Policy 雜誌的網絡版），在全球四個華語地區，殖民歷史愈久，這個地方就愈進步。他同時以殖民史為標準將華人社會文化排序：「不好意思的講，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比中國大陸好」。柯文哲還稱越南文化要比中國大陸的文化更加優越，因為雖然越南人很窮，但他們總是在紅燈面前停下腳步。在這番說法引起激烈爭議之際，柯文哲於2月1日回應解釋說，他闡述的是（幾個華人地區）接觸近代（即 modern 的日本式譯法，中國大陸譯成「現代」）文明愈久，社會文明化程度愈深。
台灣各界對柯文哲講話的幾種反響很值得細究。台灣的老統派（一貫推動兩岸統一）、大學中文教授王曉波評論說：台灣人是被殖民者。日本殖民期間的種種建設，並不完全是為了台灣人民的好，也是為了方便統治和掠奪資源，評價殖民主義時應注意主體性。台灣反對激進台獨派的青年團體抗獨史陣線發起人林明正批評說，柯文哲只看到殖民者帶來的教育和建設，卻忽略了被殖民者所遭到的歧視和暴行。台北市政府發言人林鶴明替市長解答：華人地區接受殖民愈久愈進步的說法，「非柯文哲獨創」；柯所說的是「殖民現代性」，即「開放門戶勢必有傷痕……但也有正面評價影響」。
依據我受到的中西教育和幾十年的實地觀察來看，柯文哲的評價只點明了殖民主義在亞洲造成的積極正面的影響，而沒有點明殖民主義者及背後給予支持的母邦政府促成這些積極影響的主要目的，其目的並非他們當年宣傳的那樣，是「為了給殖民地原住民多辦好事」。柯的評價也忽視了亞洲殖民地的發展過程所帶來的諸多負面、虛偽、甚至可憎的成本代價。
相較而言，台灣學者對柯講話的反應，則不僅肯定了殖民主義為亞洲帶來發展進步的客觀後果，也明確指出殖民主義者的利己動機主體，闡明了殖民地社會進步的最初被迫性，伴隨着發展和進步也存在歧視和壓榨。
馬克思對英殖主義在亞洲功過的評價
多年的學習和研究至今，我仍然認為馬克思當年對西方殖民主義的評價，經得起歷史的多維度檢驗。馬克思的觀點發表在19世紀中期，當時他已被迫離開祖國多年，在幾個殖民主義宗主國長期工作和生活，特別是在殖民主義頭號大國的首都倫敦。他的評論基於多元的信息和近距離的觀察，堪稱是宏觀、客觀、平衡的綜合；他既沒有陷入民族主義的霧霾，也沒有落入道德主義的火鍋，而是兼顧了西方和東方的漫長歷史維度。
馬克思高度關注英國殖民主義在亞洲首要目的地印度和中國，他對殖民主義造成的深刻變遷評價說：「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最大的、老實說也是亞洲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印度）這無數勤勞的宗法制的和平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頁143-150）。而這更是理解當今香港問題的源頭。
東方能保持專制只因閉關自守
東方專制制度延續許多世代，並非該制度本身有優越性，而是依賴於其與外部世界的隔離。英國船堅炮利帶來的海陸現代化交通，「使印度擺脫了孤立狀態，而孤立狀態是它過去處於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這個一度是神話中的國度就將同西方世界實際地聯結在一起了。」全球化並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顯著發展，同時是政治、文化多領域的顯著進步：「在亞洲社會裏第一次出現並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歐洲人的共同子孫所領導的自由報刊，是改建這個社會的新的和強有力的因素……從那些在英國人監督下在加爾各答勉強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間，正在成長起一個具有管理國家的必要知識並且接觸了歐洲科學的新的階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頁246-252）。
馬克思描述的英國殖民主義下的印度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發生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中國香港，也是被同一種全球化浪潮驅動：「清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英國大炮）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繫……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離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下被暴力打破，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6頁）。
香港於是成為中國最早進入多方面現代化洪流的地區，而不僅僅是經濟貿易上進入現代化。到了英國殖民主義的最後40年（1957-1997），在經濟生活、產權保障、交通通訊、公共教育、公共醫療、行政治理、基本人權保障、言論媒體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同種族共存相處等關鍵指標上，香港雖然比不上倫敦，但都比中國內地的水平高，而且許多方面高出很多。這40年期間出生和成長的香港居民絕大多數都還健在，都清楚地記得那個時期，並且他們是目前香港社會各界的中堅力量。
港獨並非社會演變趨勢
但必須澄清，上述的絕大多數香港居民跟港獨不可混同。雖然近來媒體上常有關於港獨的驚人報道，任何一個長期在香港的冷靜觀察家，都不會頭昏眼花到把這類搶眼球的行為視為社會演變趨勢。如今生活在香港而把所謂香港獨立當作政治前途理智考慮和推動的港人數量，不會比把滬獨作為政治前途理智考慮的上海居民高出很多。英國政界頭腦正常的人士，也不會把今天在香港街頭揮舞「米字旗」（象徵英國主權）的極少數示威者，當作制定英國對港政策考量的要素。
歐洲殖民主義在東亞已經是世界歷史翻過去的一頁，如同早先的「直立智人」一樣，儘管它在人類進化史上極其重要。
香港曾帶動中國革命及中共發展
也許某些極端主義者要反駁說，馬克思也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他對英國殖民主義在亞洲巨大功過的評價，反映了他是鼓吹西方價值和普世主義的自由派，具有「白人種族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這些極端主義者卻需要面對另一個事實：自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內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香港，從事他們理想的事業。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很多都得益於當時香港寬容進步的大環境。這個名單實在太長，不勝枚舉，我們只能選極少數：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鄧中夏、廖承志、喬冠華、潘漢年、夏衍、劉曉。當然還包括此前的孫中山。
（待續）
原文刊於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