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冥壽120 重提2月事件

大鬧懷仁堂拍案批江青

4月28日，是葉劍英（1897—1986）冥壽120年，北京官方有紀念集會。關注毛文革50年史的文人，則提及1967年2月事件50周年。

所謂2月事件，是指1967年2月中南海懷仁堂的一場激烈爭辯。副總理譚震林與「老帥」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徐向前，頂撞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人馬，引起毛不滿，指稱「大鬧懷仁堂」是「二月逆流」，下令停止他們的職務。其中，譚、葉受到的打擊尤大。

與極左的江青集團（官方稱「江青反革命集團」或「四人幫」）搏鬥中，葉劍英是關鍵人物。

1976年的10月6日，毛扶持的江青集團倒台，這就是具歷史標誌的10月事變；這是中共黨史中的里程碑，也是葉劍英生命中的里程碑。不開一槍，而以非常手段扣押江青等人，是很成功的「政治手術」。

葉劍英和華國鋒、汪東興改變了歷史，為結束毛文革建立了政治基礎；毛文革延續多年，直至1980年才算全面終結。10月事件後，葉劍英是批判毛文革、推動變革的改革大家，起用有魄力的幹部胡耀邦、耿飆等，力促鄧小平、陳雲等復出回朝。

本文疏理10月事變，述評的要點是：毛文革後期（1973—1976）政治博弈的三大勢力，宮廷禁衛軍8341部隊的釣魚台行動，葉劍英的關鍵角色，毋忘汪東興。

實力派巨頭華葉汪東興

毛於1976年9月9日亡故，中共黨政軍面對權力重組的困擾。9月9日前，第一代的總理周恩來和人大委員長朱德，分別在1月、7月病故；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長鄧小平，則在1976年4月遭撤職，被稱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4月清明節悼周事件）的後台，處於半軟禁狀態。

當時舉足輕重的政治權要，是上述的葉、華、汪和毛妻江青。

前3人的當時職務是：

葉劍英（1897—1986／79歲，年歲指1976年齡，下同），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國務院國防部部長；

華國鋒（1921—2008／55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汪東興（1916—2015／60歲），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兼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政委。

以解構的視角，分解「一黨領導」體制的權力結構、政治集團、歷史淵源，並解讀相關政治訊息釋放的政治符號，可以重構毛文革後期政治博弈的場景。

毛文革後期三政治集團

毛文革後期的政治集團，可粗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老幹部集團。以周、葉和小平為核心，包括第一代的朱德、陳雲、李先念、聶榮臻、徐向前、粟裕、楊成武、耿飆、張愛萍、方毅，第二代的胡耀邦、萬里等。

第二類，極左集團即江青集團，官方稱為四人幫。包括江青、工人造反派王洪文、原上海宣傳官張春橋和被稱為「左棍子」的姚文元，都是中共十屆政治局委員（1973—1976）。其中，王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僅次於毛、周，是毛在1973年前確定的「黨接班人」；張是政治局常委，曾預定為「總理接班人」。

第三類，第三勢力。這是筆者在七十年代發表研究論文提出的概念，指介於老幹部集團與極左集團之間的政治勢力（註1）。代表人物是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軍方的陳錫聯、「大寨農夫」陳永貴等，都是十屆政治局委員，多為文革期間毛提拔的第二代幹部。

他們一方面崇拜毛，聽從毛；另方面又不滿江集團到處樹敵、一味鬥爭的「極左慣性」，不相信他們能應對政治和經濟亂局。他們服從毛的指示，避開否定文革之嫌（小平和張愛萍、胡耀邦等，在1975年批左整頓中有否定文革之嫌，招致第二次倒台），既與江青周旋，又與周、葉等有溝通和某種程度的默契。這正是第三勢力不同於江青集團之處。

槍桿子第一看誰先下手

據《葉劍英年譜》（下稱年譜）、《張耀祠回憶錄》和中共中央紅頭文件（1976年第24號、1977年第10號、1977年第35號）等解密檔案，「誰先下手」是政界的一大懸念。

政治局委員、軍委常委聶榮臻，於1976年9月21日派親信楊成武（代總參謀長），到北京西山葉劍英住所，轉達意見：防止四人幫先下手（把小平暗害，把葉帥軟禁），「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只能我們先下手，採取斷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年譜，頁1111）

「先下手」是博弈各方都有的謀略，但誰有「先下手」的條件、優勢才是最重要。

「先下手」的優勢，在於掌握中共中央的話語權、軍委決策權，並獲軍方高層支持、宮廷禁衛軍8341部隊的參與。葉、華、汪的合作，是老幹部集團和第三勢力的聯合，創造了「先下手」的條件。

8341部隊釣魚台行動

9月9日之前，3人早有交往，在試探、溝通中建立了「聯手」的共識。

9月9日後，3人就「具體行動方案」頻繁交換意見。10月2日，葉到中南海汪住宅密談，並與汪共進晚餐，餐後再往華住宅密談。3日、4日，汪奔走於葉、華兩處，「3人意見完全達成一致」（年譜，頁1113），決定於10月6日採取非常行動。

從9月9日至10月6日前，葉接見了陳雲、李先念、鄧穎超和軍方的粟裕、楊成武、宋時輪等交換意見。

江集團亦早有「民兵動員」，打算武裝上海民兵「保衛」上海據點，但他們缺乏軍方、宮廷禁衛軍的支持，更未能控制中共中央話語權。

10月6日的釣魚台行動，由汪東興指揮8341部隊執行，分為兩部分。

一是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之名，請常委王洪文和張春橋到大會堂出席會議，討論毛著作出版事；姚文元是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被邀列席。他們各自到會場，便被拘押帶走；

二是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等帶人到釣魚台，將江青和毛侄子毛遠新扣押帶走。毛遠新是毛的政治聯絡員、瀋陽軍區副政委。

儘管10月事變前，華、葉向一些高層官員「打了招呼」，但10月6日的非常行動，僅華、葉、汪知情。

抹掉汪東興缺一份公道

北京官方編撰、出版的黨史或其它歷史教科書，常因某些政治權要的「政治需要」而歪曲事實或造假，如中共建黨日定為1921年7月1日，但史實是中共一大召開於1921年7月23日至8月1日（或2日、3日），「七一建黨節」是毛個人意志的產物（註2）。

推倒江青集團的主導人物是華、葉、汪，這是抹不掉的「存在」。因汪在毛文革期間整人甚多，1976年10月事變後又阻撓一些政治事件平反，許多回朝當權的老幹部討厭他，便不提他在10月事變扮演的角色。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提到「粉碎」江青集團時，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紅旗雜誌1981年第13期，頁14），汪東興被抹掉了。事實是：汪東興直接控制宮廷禁衛軍並指揮10月6日非常行動，比李先念更具「重要作用」。

1979年11月，在廣州聽取「中央人事工作安排匯報」時，葉說：

「捉四人幫只有我們3個人知道（按：指葉、華、汪），如果我們有一個人走漏消息，就會發生大問題。因此，他們（按：指華、汪）的功勞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的職務，中央要考慮安排。」

10月事變前，連曾在華、葉之間穿針引線的李先念亦不知哪一天行動。葉向真曾提及10月6日晚玉泉山會議：「當晚李先念接到通知，到了玉泉山還不知道四人幫被抓了，還沒進會議室，他就在外面喊：葉帥身體怎麼了？」（註3）

從6日深夜至7日凌晨，政治局緊急會議在北京玉泉山舉行，華國鋒通報江集團倒台事，提議由葉當黨中央、軍委的主席，他堅辭，會議通過由華擔任此兩職務。

刷牙思退位葉帥總辭職

從上述的事實可知，葉在高層中相對比較重品德，對華、汪較厚道，不是「過橋抽板」的那種人，不是迷戀權力而不擇手段整人者。

以推倒江青集團前後的政治生態考察，葉在高幹中的資歷、聲望強於華、汪，華提議他接任黨中央、軍委的主席，在高層應無阻力。

他之拒絕華的提議，一是避「倒江爭權、自己上台」之嫌，二是誠意扶持華「接班」。

他不僅扶持華、不忘汪東興的「合作除奸」，更登高一呼，促成鄧小平回朝，並逐步讓他掌握黨政軍實權；也選拔、推薦、提升一批能正視文革禍害、有撥亂能力的高幹，如胡耀邦、耿飆、習仲勛、張愛萍；亦支持大力改革者，諸如萬里、方毅、谷牧和趙紫陽等。

他也最早改變「職務終身制」，主動提出退位，在沒有受到什麼壓力之下，他於1985年初秋提出辭去黨政軍職。關於此事，有一樁「刷牙」的掌故。葉向真說：

「一天早晨，我看父親正在刷牙，就湊上前去笑眯眯地對他說：『爸，世界上所有的能人也好，領袖也好，都不能夠把自己兒孫的事情來完成。……我們覺得老爸你該退休啦！』聽了我的這段話，父親突然停下來不刷了，愣了一會，也不說話，又繼續刷牙。沒過幾天，父親就接連三次向中央打報告提出退休。」（中國青年網2016.9.6）

在1985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二次大會上，他正式退出政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