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早前，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莫道明教授編寫《重讀道德經》一書，並於中華書局油麻地店邀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進行對談，談到這本經典在現代的意義，內容精彩，摘錄如下：
莫道明：這本《重讀道德經》是我閉關九個月編寫而成。我之前是一個企業家，現在以研究學術為主。之所以找鄭永年教授寫序，是因為他對當代中國問題研究十分深入，在這方面很有影響力。我一直在思考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當代的作用，尤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儒家在中國取得主導地位長達2000多年。在新文化運動後，新儒家不斷出現，但走到今天，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曾經輝煌嗎？實在沒有。
曾向饒公提出疑問
「儒家的教化是否對我們思想的一個壓抑？」我曾經向饒宗頤教授請教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真善美」，是一種境界。我提出以上挑戰，認為追求「真善美」對中國的民風及社會建設現代化過程有所毒害。饒宗頤老人家十分不高興，問我的理據是什麼？
我認為求「真」，代表西方科學；求「善」，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善」應該是基本，但如果把它變成了目標，那麼基本是什麼？為什麼會產生出這種社會不良，在社會上有種壓抑？饒宗頤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他想了很久，沒有給我答案，認為這是思想值得探討。
我認為現在出現了新的文化三國時代，中國傳統文化，但新儒家走得有點弱了；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第三種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三種文化的支持者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不斷爭論。
那麼，中國的新文化應該如何建立？我認為要回到經典。如何產生一個與中國現代文明切合及匹配的文化潮流，就值得我們討論。於是我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以外，在中國的各個學派裏面尋找現代化的要素。在探索求真的過程中，我有時候發覺自己愈讀愈糊塗，譬如說：如何看待《道德經》這本書？
我自己把《道德經》當作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學者所撰寫的學術文章，並放棄當作為「主義」的概念，當作是學術著作看待一個問題，就可以發現一些理性的東西。譬如說，我嘗試用一個非常通俗的方法去解釋什麼是「無為」：就是我對你的作為不會讓你不舒服，不是什麼都不做，一定是「無為無不為」。如果放在市場經濟，就是無形之手，無為而治，達到良好的狀態。
探討《道德經》中對自由的尊重，更是對平等的概念。《道德經》中最經典的一句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意思是天地對待世間萬物，像是對待稻草造的狗一樣，沒有區別。我認為老子說的「道」，是一個公共倫理，是說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由於這個「道」沒有偏好，所以有「德」有規範，否則沒有倫理規範，世界就會大亂。老子的前提在於追求平等，這個平等在西方發展的歷史上，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現代性的特點之一。
放在科學的框架下，看他本來想說什麼，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中國的現代性是什麼，人的現代性又是什麼？對我們現在的文化建構提出什麼樣的挑戰？都是我要探討的問題。
鄭永年：先說兩句關於《道德經》。我是學中國、西方政治思想的。道家的宗教性比較強，集中一個方面是道德。「得」，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要「得」到不同學科的知識要有個「道」，後來演化成為這個「德」，有多重的涵意。
中國思想最輝煌的時候是春秋戰國時代。自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學術思想產生變化，錢穆在書中特別強調司馬遷，認為《史記》、《後漢書》之後的學術沒有什麼變化、沒有太大的價值，儒化以後學術思想發展的路愈來愈窄。春秋戰國是一個重要時期，唐朝引入佛教是新的事物；明朝的王陽明雖然被捧得很高，但其心學只是一個儒學中的小突破。
現在一提「現代化」就是指西方的文化，但我傾向於尋找中國古典文化中的現代性，加上我對中國近代的知識體系抱有深刻的懷疑態度。其中一個例子是，馬克思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都算是西方的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整個社會歷史發展的描述，放在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完全脫節。中國沒有封建社會；也沒有奴隸社會，找來找去最多是家奴，但又與西方的奴隸主義社會很不同；要看資本主義的話，要看唐朝、宋朝的民間資本主義，但為什麼有學者要說到明朝、清朝時候的資本主義？是為了與西方形成資本主義的時期接軌。
在中國古老文化尋找現代性
按饒宗頤的說法，知識是自家的文明之源。但是中國近代以來不是發展自己的文明，中國沒有文藝復興，只有啟蒙運動。不同於中國，西方之所以成為今天的西方，先是文藝復興，之後才是啟蒙運動。文藝復興把人從宗教世界轉向人類世界。「怎樣做人？」這個問題，以前是宗教解釋，後來人發覺自己的價值，從宗教解放出來。中國跳過文藝復興，五四運動後直接跑到了政治啟蒙運動。
不少人問：為何中國沒有科學？我倒過來問，為何中國沒有社會科學？如果在司馬遷《史記》之後與西方接軌，社會科學就可以形成，但突然一下子中斷，之後就是不斷地儒化。如果有自然法的概念，人人平等的概念，西方來自《聖經》，中國就是來自《道德經》。西方認為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演化到今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家也有類似的概念，認為父親對兒子也沒有宰殺的權力，兒子本身是主體，父親沒有生殺大權。儒家的孔子孟子建立的是社會自然法，儒家用五倫（君臣父子）解釋一切，把一切固定下來，與道家大相逕庭。中國是倒過來，以人倫去解釋事情。因此，為什麼中國近代發展不了科學、社會科學，與儒化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現在有三種傳統：大傳統（儒家文化）、中傳統（民主、自由）、小傳統（改革開放以來的小傳統，馬克思主義要掉也掉不了）。但這幾十年發展，新儒家是走不下去，情況在香港、台灣、日本、韓國也一樣。
儒家作為個人生活、修養層面可以，但在政治經濟哲學要現代化就很難。荀子的理論有制度創造性，很了不起；孟子其實是那個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理想很高但操作不可行。在古典中把這些找出來，三個傳統往前走，這幾年我的文化十分關心，也很痛心。觀乎世界數個主要文化當中，我們中國的文化衰落得最快，伊斯蘭文化、基督教文化（民主自由）宗教文化，所以要靠我們這幾代人來個文藝復興。
西方有宗教文化、技術及制度，但我們可以拿出來的中華文化有什麼？孔子學院？但這不是知識體系，而是政治語言的問題，我就感受不了。我們需要重新解讀中國古代的經典，不要太政治化。我們要踏踏實實做一個文藝復興的運動，是重中之重。
莫道明：中國文化在當前發展步伐衰落。我們經常會面對西方學者與我們討論的時候，能否用最簡單的語言去說明？我們經常碰到困境。西方現代化產生「民主、自由、正義、平等」。但要以三言兩語、大家認同的幾句話去解釋中國文化，實在不容易理解。
大家去解讀《道德經》第一段的時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人把他當成什麼生命密碼、奧妙之門，一些哲學大師的翻譯本把《道德經》玄化，結果就是變得神秘，民眾產物抗拒感。老子其實說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例如說「無」和「有」之別，解開這個奧妙之門。盡力去改變的事，接受你改變不了的事，懂得兩者之間的分別，才困難。
此外，在獨尊儒術後，道家的思想被玄化，也產生一系列的衍生物，如道教、道士、武當等等。
譬如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要問：為什麼不是二生萬物（易經的陰陽），為什麼不是四？我在書中的解釋，是帶有推測性的邏輯關係。
又譬如說，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當中是充滿對民眾、對人的尊重。
道家又說：道、天、地、人。宇宙中有這三大，以「道」串起來。道有分上德和下德，上德是無為而無不為，下德是做了事就要強調，下德就後就是「無德」。
老子認為不可以用技巧來治理國家，做了好事是不用強調的。在書中，他對執政合法性的描述，解釋得非常清楚，包含治理國家的哲學及思想。
老子提出一個理想：「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很多人用現代理論去理解他，但我認為這是一個語境的問題，當時生產力落後，不可以跟現代比較。但反映老子已經有一個意識。相反，儒家追求的是大同世界，中國喜歡把理想捧得很高、很遙遠，像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極樂世界，但宗教想的是未來下輩子的事，但儒家追求的是現世的事。
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中國發芽這麼難？在走向現代化之路，思維中依然有「士農工商」的觀念，商排到最後最差，仇富是天性。但在道家文化沒有這樣一回事，不會歧視任何職業。
鄭永年：老子與孔子，兩人有不同之處。老子主要是靠對自然及社會的觀察，有點像西方的亞里士多德，故他的知識講求平等。
孔子時代不同，他周遊列國，講求國家的統一，嘗試解釋未來國家怎樣走的問題，是可以理解。只是在統一後中央集權，官學都在論證這個問題，因此中國沒有獨立的學術。
對重視學術的學者而言，必要的獨立性重要，心靈的自由很重要。獨尊儒術後，其他任何想法都沒有可能，形成高度的穩定性。明清時候的西方傳教士一來，發現中國比西方更加共和，西方的更專制。
中國為什麼沒有獨立的思想？是因為政府控制嗎？知識分子也要自己反思，自己不獨立的話，如何改變政治現狀？我希望大家心靈要獨立一點。中國的企業家要成為「道商」，才是獨立的，對國家也有好處。做儒商的下場不會好。在中國，成為知識分子很難，大儒也有，但幾千年來有多少人？
莫道明剛才提到問題對饒宗頤教授不敬，其實他們老一輩儒家影響太大，知道有缺失，但是不能說出來。我們把儒家看成宗教的信念，採取學術的態度，不是不敬。
老子提倡多元共生。其實儒家本身沒有問題，是百家爭鳴後的其中一家，漢代獨尊儒術後的儒家化問題。五四運動反儒家，在中國的歷史，什麼人跑來打贏都可以做皇帝，知識分子不會反抗。儒家就是生存哲學，一直停留在這裏。日本人就是不同，把儒家優點跟自己的文化結合起來，明治維新就是心學與武士道揉合的結果，就是有膽色。
年輕人對古典愈來愈不感興趣，但多讀一些像《道德經》般的經典，得着其實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