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豪：教育的國際戰略觀

早幾年，我有幸受聘於英國一所著名大學（編按：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負責成立東亞研究中心。這段經驗帶給我很大啟發，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身為華人，我獲聘請成為創辦研究中心主任，成立東亞研究中心，目的希望幫助英國學生，甚至整片歐洲大陸的學生，帶領他們了解亞洲，特別是了解中國。為何一所英國大學會鼓勵學生了解亞洲？——因為他們相信「火車頭」就在亞洲。我們應該躬身自省，反思本地學校，尤其大專院校，對於鼓勵學生了解大中華的工作做了多少？對於鼓勵學生了解亞洲的工作又做了多少？

英國企業、美國企業，以及全球的跨國集團都在招聘人手，要聘請亞洲的優秀人才。他們以為我們很了解亞洲，以為我們很了解大中華，以為我們有這方面的文化背景，以為我們有這方面的網絡，才選擇向我們招手。所以我們要學好英文，要將東方的事物用英語介紹給西方，因為我們是國際公民，具國際化的能力和視野。

有人說：「中國都那麼強了，我們不用學習英文。」我回答，因為很多外國人，現在中文水平還不是很好，我們身為全球公民，有責任學好英文，吸引他們了解東方的事物。因此，我們應該好好保持英文水平。但這個觀念，又有多少師生認同？近年教育改革實行後，同學對於英文的接受能力愈來愈低了，這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另外，倘若放眼全球，香港能否成為國際的教育樞紐呢？目前，香港其中八所大學，擁有能在國際排名榜上佔一位置的實力，我們的老師和教學人員都是相當優秀的，因此不宜妄自菲薄。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的公告，教資會公布了2014年有關本地大學的研究評估，香港所有八所資助大學，研究著作有三成以上獲評為三分或四分，具有國際領導及世界水平，比較英國的 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研究卓越架構），他們只有三至四成。香港並不是沒有機會，問題是怎樣強化我們的國際程度。

從前我在英國、美國講學時，聽取了很多人的意見，大部分仍然覺得香港佔着優勢。香港應是東西文化交匯的重鎮，我聽過王賡武教授（編按：王教授是國際公認的中國史、東南亞史學術權威。）的意見，他說香港即使已經回歸了，依然對於中國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我很同意他的說法，香港所講述的中國故事，有別於台灣和國內的，是在國際上較受認許的，為較客觀及中立的判斷。

如果我們真的熱愛這片土地，就不要只鼓勵學生了解本土的發展，而要提供一個平台，結合中西文化的思辯，讓無論是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學生，都能發展多角度思維。這些內容應涵蓋各地的問題，譬如國內的問題可以用國際層面的角度思考，也可以用大中華的思維探索。這樣的話，香港學生分析這些問題時，就會得出與鄰近地區學生不同的答案，有着突出的觀點角度。然而，若要做到這個程度，必會牽涉到對於教育的從新思考：究竟，在我們的中小學教育裏，有沒有配合剛才提及的教育方針？能否做到這程度的培訓工作？

我們看到，其他城市不斷興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南韓、台灣⋯⋯大家都在討論「亞洲大陸樞紐」。這方面，新加坡做得較為成功，馬來西亞做得不錯。教育樞紐的前身，講究的是學生流動，這是第一代；到了第二代，講究的是課程交流；而第三代則講究要做成一個 hub（編按：即樞紐、中心的意思）。要邁向教育樞紐，當中需要周詳計劃，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有顧及過這方面，但現任政府則沒有考慮太多。

王賡武教授提出，香港要建立一種環境，充份發揮本地優勢，面向全球，分析國際大事。我們需要提供跨境教育、跨境訓練的環境，創新領域上亦要做好工夫。 成功的教育樞紐有着數個特點：周全的策略、前列的大學排名、本土以及國際的優秀學者。我們要有戰略意識地和各國交流，而不是純粹提供教育服務。

有人誤解教育樞紐就是教育產業，我想解釋清楚，教育樞紐並不等同於教育產業。教育樞紐是培訓人才、創造知識、鼓勵創新的場所，能為社會匯聚人才。新加坡是個很好的參考，她費了龐大精力，終於成為了「東方的波士頓」。其實，打從15年前，新加坡就推行了名為 Global Schoolhouse  的計劃，招攬全球的優秀學生。

你可能會質疑，把那麼多的獎學金投資在一群外國人身上很不值得，反正他們讀完之後就會離開。然而，新加坡視這為一項長遠的外交政策：留學生歸國後可能登上位高權重之位，而當他們想起新加坡時，會帶有好感，不會建議損害新加坡的戰略政策。這就是國際視野與策略的問題。

簡而言之，教育樞紐絕不等於教育產業，新加坡是發展教育樞紐的榜樣，他們的視野是富戰略性而宏觀的。至於香港，就這問題我們還要好好思考一下。

教育評議會20周年論壇演講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