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本地華人的關注，則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義律的抉擇。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中英在廣東的軍事對峙中，有不少香港本地華人為英軍提供食物和食水。當英國遠徵軍北上時，即使面對道光帝下發的搜捕漢奸令，仍有隨軍廣東商人冒險為其下鄉採購食品。而根據《鴉片戰爭文獻匯編》記載，1841年1月，英軍進攻虎門炮台時，甚至有百餘名華人上陣助紂為虐。因此他們理所當然的被大清政府視為奸民。那麼「在保留香港作為英國重要商港的同時，亦需要保護在此地居住的華人」。出身於貴族之家的清教徒義律，以此作為佔據香港的理據之一，應有一定的可信度。此後中英在簽訂《南京條約》時，也專門議定條款規定，對這些人予以網開一面。
民眾視己為奴隸
晚清民眾缺乏國家和民族理念的原因，不僅僅是迫於生計和追逐蠅頭微利，也不能簡單歸之於愚昧和可憐。對此，梁啓超的論述較為中肯：大清立國以來，國家一直把民眾視為奴隸。時間長了，民眾也就真把自己視為奴隸了。真正的奴隸無權過問主人的事務，若不顧身份去干預主人的事務，會被視為僭越，而受到懲治。所以在一個舉國為奴的社會中，雖經國恥、歷國難，大多民眾仍會漠然不動其心，這不只是個人性格的高卑，而是形勢使其然。同時，在實際的中英交惡中，真正附庸英軍的中國人並不多，更多的時候是大清的官員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有意把敗績歸之於「漢奸」的惡劣行徑，從而向皇帝誇大了「奸民」的數量和作用。
英軍得隴望蜀
力爭從古老的中華帝國手中榨取更多利益，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稱職的終結者，在國內清史留名，作為大英遠征軍的總司令，率軍出征乃職責所在。至於香港的事務，只得暫且委以他人。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在天朝實質上已半推半就放棄香港後，英軍先後又佔據了鼓浪嶼和舟山。並以此兩地作為抵押品，即使在《南京條約》簽訂及生效後，兩島還一直都掌握在英人手中，甚至於更不時有人對舟山提出非份之想。
1841年1月29日，首次以英國佔領者的身份踏入香港；2月2日，全權大使宣布商務監督（自己）為女王陛下新領土的統治者：8月8日，接獲無情的一紙免職通知後，義律隨即黯然離開中國。儘管治港期間前後有近八個月的時間，但絕大多數日子裏，義律關注點先是鎖定在把香港的割讓坐實、讓停頓下來的廣州貿易盡早重開。當欽差琦善倒下後，他的主要精力又轉向了重組軍力、再次沿海北犯、以迫使清廷正式簽訂和約。無疑義律對香港可說是情有獨鍾，但歷史並沒有給他多少機會來過問當地事務。不過關於自由港的決定和賣地的創舉，很可能是他一時的無心插柳，但其影響應該是無遠弗屆。
以緩兵之計敷衍政府
對外聲稱有大清的「文據在案」，單方面派英軍強佔了香港，但拿到香港後，實際上義律與大清欽差的談判一直在斷斷續續的膠着中進行。為固化其掠奪成果，1841年2月13日，義律向琦善送交了《善定事宜》。2月16日，義律並據此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在2月20日前簽字，否則「仍復相戰」。而隨着道光態度明令轉向主剿，作為奴才的琦善已無力回應，只能從此前1月31日已向義律提交的《酌定章程》的還價上大幅倒退，用所謂的「緩兵之計」來敷衍搪塞，其後更被皇帝責以「辜恩誤國」而鎖拿問罪。
面對談判大門被天朝肆意關閉，2月23日，英艦「復仇神」號再次進犯虎門。3月6日，英軍攻陷獵德、二沙尾炮台，陳兵距廣州東南角三公里處。3月16日，識破常勝將軍楊芳的馬桶陣後，義律斷定大清已黔驢技窮，求約心切的他立即派出了打着白旗的小艇，再次給廣州方面發出要求停戰談判的照會。途經鳳凰崗炮台時，因大清新調集的江西兵不諳現代戰爭的規則，誤發火炮攻擊，英船被迫後撤。事件被參贊大臣楊芳誇張成大清方面的一大勝仗，受騙的道光帝聞訊後竟在上諭中贊為「調度有方，出奇制勝」。
以武力進駐廣州
3月18日，被激怒的義律決意用武力報復。主力英軍先是襲擊了廣東水師，接下來相繼攻破了鳳凰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和河南的一處沙袋炮台。一天之內，廣州所有炮台均遭到毀滅性打擊，整個廣東水師剩餘的戰船被一掃而空。下午四時，在時隔兩年之後，義律率英軍再次進駐廣州商館，重新升起了英國國旗。至此，廣州城東、西兩方已全無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艦的炮火之下。3月20日，迫於武力破城的威脅，參贊大臣楊芳擅自決定開放商貿，中斷兩年多的廣州貿易遂得以重新開放。在英軍的監督下，廣州的商館大街又開始了人流熙攘。3月21日，英軍陸續退出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