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政界與媒體都有點失態。副總統彭斯號召與中國打冷戰；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不斷發起提案，對中國全面封殺；美國政府的各種報告把中俄當作最可怕的戰略競爭對手，號召再次發動冷戰，遏制中俄。中國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投降之聲，號稱是「厲害了，我的國」惹的禍，是當今的政府違背了鄧小平先生韜光養晦的戰略。針對美國發起對華冷戰的號召，他們感覺天要塌下來了。
其實，我們只有理解了上次美蘇競爭中蘇聯失敗的原因，才能理解為何當今的美國不可能贏得針對中國的新冷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冷戰剛開始時，蘇東集團的工業發展明顯落後於西方集團。而那時候，蘇東集團又陷入了某種意識形態的陷阱，一味地批判市場經濟，把市場的作用等同於資本主義。單一批判市場作用帶來了某種「計劃教條主義」，一切都要按計劃辦，所有的工業生產都只能一類一個廠家，以提高生產效率，認為多了就會導致浪費。在缺乏競爭的背景下，工業企業與工業體系的效率低下，產量「傻大黑粗」，沒有什麼人喜歡，但卻沒有替代品。
在這種背景下，中蘇兩個大國又分裂了，最終使東方集團瓦解。中蘇的分裂也有歷史的原因。蘇聯實際上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傳統，與中國斤斤計較，想把中國納入俄羅斯控制的軌道。獨立後的中國根本不可能接受蘇聯的控制，因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家都想一洗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同樣，中國的領導人也不認同蘇聯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與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均不相信計劃能那麼完善。即使在完全計劃經濟的時代，中國也沒有跟蘇聯一樣，把所有的工業生產都弄成全國只有一家。至少北京、上海、天津及另外幾個大城市還生產差不多的產品，質量與品牌還有一定程度的競爭。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府對市場與計劃的認識不斷深化，政府官員不斷學習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控宏觀經濟的手段。一方面，中國利用市場機制促進個人積極性的發揮，促進資源的更合理分配，保持市場的競爭性，以促進效率。另一方面，中國採取了開放政策，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通過改革與開放，中國產品進入了國際市場，獲得了更多的資源與技術；同時也規範了國內的經營者行為，真正統一了國內市場，使這一超大市場的規模經濟效益充分發揮出來。某種程度上，中國的開放是真正促成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工廠。
市場原教旨主義影響發達國家
當然，中國不滿足只作世界工廠，中國希望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鼓勵技術創新成為新時代中國發展的特徵。中國的文化傳統不信單一的邏輯，因此社會上各種宗教可以並行。除了少數時代外，以某種宗教的名義逼害其他宗教信徒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並不多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全憑市場決定一切。反觀西方社會，從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一家獨大後，市場原教旨主義成為對內、對外的教條。
這種理論先毒害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導致它們先後入了債務的陷阱。隨後，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影響到發達國家自己。他們批判產業政策，批判國家干預，鼓吹市場萬能……結果，這些發達國家經濟先後陷入了產業空心化，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萎縮，以致進入經濟增長停滯與社會動蕩加劇的惡性循環。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只好再度使用國家干預的辦法直接介入市場，並採取國有化等措施穩定市場；再用刺激經濟計劃促進增長……從那兒以後，一些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也羨慕中國，希望能學習一點兒中國的做法。
中美的競爭本應是一種良性的競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但美國卻把中國崛起看作是一種威脅，想阻止中國的發展，使用貿易戰是一策，禁止技術產品出口是一策，禁止科技人員交流可能是另一策，還有更多針對中國的政策會出台。然而，美國的當政者們大大忽視了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那些意圖阻止中國發展的做法最終只能損害美國的實力。美國應該明白，沒有市場的技術是無法持續的；沒有勞動力支持的科研是不可能持久的；沒有盟友認同的聯盟是無法長久的。因此，如果美國堅持要與中國打冷戰，最終只能自我孤立，被全球化的潮流甩到外面，衰敗得更加迅速。
美國還把中俄都列為新冷戰中的對手。但正是在美國的推動下，中俄的合作發展迅速。中俄能走到一起，與當年蘇中無法合作的邏輯不一樣。中國沒有想控制誰的文化背景，孔子曰：「子欲立而立人，子欲達而達人。」因此，當中華文明復興時，當中國再度強大時，中俄關係會變得更加平衡，兩國合作發展可能更持久。這對想與中俄同時打新冷戰的美國來說，當然不是什麼好兆頭。
原刊於《東方財經雜誌》，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