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訪美期間，他也承諾「公平公正對待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歡迎跨國公司同中國企業開展各種形式合作」，他也提及要加強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這就體現了雙邊合作對於兩國的重要性。
日報：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美關係比較微妙，在一些領域也存在互信下降的嚴峻局面，你真的認為中美兩國已經做好合作的準備了嗎？
保爾森：我花費了大量時間和資金來組建保爾森基金會，希望藉此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其根本原因也在於，我認為兩國關係將在未來變得更複雜，也可能會面臨一些起起伏伏、磕磕絆絆，但我很難想像兩國分歧會對彼此有什麼益處。在我看來，隨着中國同全球的投資和貿易聯繫愈發密切，外交政策就必須與時俱進。中國的大國地位並不需要其他國家的認可，因為中國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大國，且其行動也證明了這一點。
關鍵在於，中美雙方要找到最合適的合作方式，雙方都要明確各自的利益訴求。例如，我們需要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現存的國際多邊機構應該與時俱進，它們的諸多做法已經不再適應當今的全球經濟格局。在這一方面，美國需要帶頭幫助這些機構適應21世紀的現狀，讓中國等其他大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也會讓國際多邊機構的運行更為順暢。例如在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如果眾多大型經濟體能夠發揮領導作用，我們就能夠更快達成共識。同理，在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都應如此。
日報：談到全球治理，你是否認為美國應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你又是否同意「不加入亞投行是美國政府所犯的重大錯誤」這一說法？
保爾森：我認為中國牽頭的亞投行是一個積極的政策倡議。我反覆重申，中國是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領頭羊，我們也需要更多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這方面的潛力比美國更大。同時，我們需要支持建立更高標準的多邊機構，並鼓勵中國在更多國際機構中扮演領導角色。
美國沒有加入亞投行是一個錯誤，但我不認同「不加入亞投行是美國政府所犯的重大錯誤」這一觀點，因為我相信中美仍然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比如習主席在訪美期間便指出，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有着廣泛共同利益，應該共同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表態。
中國的「溢出效應」日趨顯著
日報：自6至7月份的股市波動和「8·11」人民幣一次性貶值以來，全球市場深刻體會到了中國的「溢出效應」，各大外媒紛紛報道「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拖累全球」。你認為這種說法是否公允（fair）？
保爾森：我不知道「公允」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形容詞，這只是一種現象，不少國家都愈發依賴一個並不符合實際的願望——中國的雙位數增長能夠長期持續、永不間斷。不可否認的是，發展中國家在極大程度上依賴對中國的商品出口。
我相信，金融市場反映的是潛藏在經濟基本面下的問題。習主席訪美期間，他說7%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可以實現的，這對世界經濟2015年新增部分的貢獻率達到30%，可見中國仍是驅動全球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但我不想太多關注究竟是誰驅動誰，重點在於因為現存的經濟模式已經過時，未來我們不能只依靠政府來拉動投資，我擔心不斷上升的企業債和地方政府債務。我們需要強調的是服務業、消費、高附加值業務。此外，經濟增長數字不是關鍵，關鍵在於這種增長是否穩定或者可持續。
日報：中國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日益顯著，你認為中國如何才能適應這種新角色？
保爾森：一直以來，中國都專注本國經濟發展。儘管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但其經濟體量巨大，且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當前中國需要意識到，不論承認與否，中國都是全球經濟領袖，並需要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
PI助力中國可持續發展
日報：保爾森基金會專注於幫助中國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近期舉行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和保爾森基金會「可持續性年會」也將中國經濟轉型的核心關注點——「可持續性」作為年會主題。為什麼可持續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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