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周其仁:打造世界級大灣區 關鍵在於濃度和密度

創新就像熬一鍋湯,你看煲湯第一要好材料,優質材料不完全在鍋裏產生,要在全世界找。

編按: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騰訊公司承辦、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指導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於6月20日舉行,內容圍繞國外灣區經驗分享、科技創新、人才流動等多個大灣區發展的核心議題進行探討交流,嘉賓講者陣容星光熠熠,以下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當日的演講內容:

在中國建一個世界級的大灣區,要討論的問題肯定不少。其中一個是馬化騰先生剛才講到的,怎麼能夠進行創新。

我想就「創新」需要的條件做些討論。關鍵詞有兩個:「密度」和「濃度」。中國是一個大國,「大」當中如果沒有「密」和「濃」,它就不會變強,所以愈大愈要注意密度和濃度。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觀察世界上的「創新現象」,我們會知道它分布得非常不平衡。首先在人口裏不平衡,參與創新的人口和享用創新成果的人口之間極其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它在空間上也極不平衡。對整體人類、世界、人類生活發生重大影響的創新活動,都集中發生在很少的區域。這些區域面積佔整個世界面積的比例少之又少。

有張圖是2016年MIT發布的「世界50大創新公司地圖分布」,以全世界來算,50個公司不多,但是它聚集的地方很少,就那麼幾個點,有很多大洲根本沒有創新公司。所以創新公司的地理分布不平衡,是一個我們需要注意的現象。我們經常說美國的矽谷,在美國地圖上,矽谷看上去是一個很小的點,但是這個點發生的活動、創造出來的觀念、產品和技術模式,對整個世界都有壓倒性的影響。

以色列也一樣,它曾經出版過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創新國度》。以色列就是比北京市還小的一個地方,它也不是所有企業都在搞創新活動,可它總出口量的50%是從事高科技產品,從事高科技的人口是10%。我去以色列觀察過很多企業,真正從事高科技的人口,可能比10%還少;你再去看公司的分布,因為國度比較小,所以打出的高科技公司的名字排得密密麻麻。不過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是設立在特拉維夫周圍,沒有分布到整個以色列地區。

這是6月15號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好消息就是中國進入了第22名,比去年提升了3個名次,還有香港,排名16。中國是唯一進入前25名的中等收入國家,前面都是高收入國家,而且多年來也沒有太大的變動。現在這兩個排名加到一起,對我們今天討論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這個創新指數已經是第十年發布了,可今年是第一次採用一個很有意思的指標:就是不再衡量你整個國家的創新有多少,而是深入到國家裏,看你的創新是怎麼發生的。它提出了一個cluster的概念,cluster就是團、群,邊界不清楚。它們會看申請專利的地區,所有專利都有郵政編碼,會知道它地理上是在哪裏發生、哪裏提出來的。根據這些信息劃分全世界的創新群,發現這些innovation cluster(創新群)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這是全世界的分布:美國佔了31個,中國佔了7個,它排名的是在每個cluster裏頭,申報的專利數目。照排序的話,第一位是東京周圍這一區,第二位是深圳和香港,第三位才是舊金山灣區,當然這是取決於專利數目這個指標。大家看前三位,東京橫濱這一帶,大概是9萬多個專利的申請;然後深圳、香港第二級,甚至超過了舊金山灣區,還有剛才提到的特拉維夫,3,000多個,不過它地理面積更小。

我們再回來看舊金山灣區,從申請專利的指標來看,它還落後於深圳和香港。但是從積極互動的指標來看,就是看它們是否高密度的聚集到一起,我們可以從那裏學到很好的東西。這麼點大的地方,幾萬家高科技企業的密度,其中有一大批還是世界級公司,有若干個世界級名校,然後裏面可以滿足碼頭的需求、軍隊的需求、民間的需求,還可以面向全球的需求。這些要素分開來看,舊金山這個灣區都有了,而它最重要的特點,是所有的企業都有高頻率的互相來往和互動,這個特點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

為什麼這個密度和濃度非常重要?

首先我們要了解創新的過程。所有的創新,最早都是一些想法,頭腦裏有一些想法,從想法變成產品,再變成產業,再變成影響世界的經濟活動,中間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這也是這兩年我自己在研究的一個課題:要把想法最後變成產品、變成影響全人類的產品,中間需要什麼條件?每個人都有想法,問題是想法變成產品,中間有很多關口要過。

第一,你這個地方要容忍想法的存在,要容忍有新的想法。你不能嘲笑,更不能壓制這些新的想法,要有寬容度,這是第一條。所以那些不容新想法的地方,就把自己排除在創新區之外了。

第二,一個想法從冒出來到變成成熟,要人才們互相激盪。你從哥白尼、愛因斯坦他們的故事去看,這些天才都不是孤立發生的,沒有一個能在孤島上成為天才,他們厲害的頭腦要湊到一起:像老師和老師、老師和同學,局內人和局外人,都要有積極的互動、互相的碰撞、互相的挑戰和切磋。這個環節如果沒有了,或者濃度不夠,很多想法就會消失掉。

第三,產品變成想法,要腦手並存。只有動腦的天才,沒有動手的天才,這兩種天才要是不能高密度的聚到一起,想法就不能變成產品。當然,說到動手,你就要有條件支持:財務條件、金融條件、物質條件、原材料的可得性。所有這些東西要在一個特定的範圍內,同時具備有一定難度,這就是創新為什麼分布不均衡發生的原因。我們人類都有很多想法,都有很多點子,很多猜測,但是哪些想法最後能變成了原理呢?又有哪些原理最後激發出技術的發明,可以讓它變得為人類所利用呢?說到底,它需要一連串的條件配合。

世界很大,能滿足這些條件的地方很少,這就是科學史告訴我們的教訓。所以cluster的概念就像國家、行政區劃的概念,這是個「群」的概念。這個群要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氛圍,裏面不同的要素要有高頻度的互動。

所以「密度」和「濃度」這兩個關鍵詞,是讓創新得以發生的關鍵詞,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看這個大灣區。

現在關於大灣區有很多討論,有很多初步研究。我看了之後有很大啟發,這是塊非常有希望的熱土。我最感興趣的,是它的密度在中國處於領先地位:0.6%的土地面積就創造了中國13%的GDP,也就是這個地方的密度。對比京津冀、長三角三個城市的密度,單位土地GDP最高的就是大灣區,單位土地面積中,經濟互動最活躍的也是這個地方。密度這方面沒有問題。

「過去的說法是全球如果過上歐洲的生活,至少要三個地球,如果都過上美國人那樣的生活,那得要五個地球。」
「過去的說法是全球如果過上歐洲的生活,至少要三個地球,如果都過上美國人那樣的生活,那得要五個地球。」

有問題的是什麼呢?

密度夠了,不等於濃度也夠,密度只不過是將這麼多東西擺在同一個空間裏,但他們互動的情況怎麼樣?我覺得這是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

要增加香港、澳門、深圳的大學、公司、國家研究所,甚至是居民融合這種創新基地,不同級別的政府,這些原材料和原意都有了,而且都集中得很密,問題是要增加互動。如果我們跟其他世界級的灣區比,我們的差距不是很大,可是我們的要素之間的溝通質量還有待提高,還有就是互相之間要更密的互動。

為了增加這個地方的濃度,我提這麼幾個問題來作為討論:

第一,你要有濃度,就要吸引人們為解決重大問題來工作。應該說,已經有了矽谷,矽谷有很多中國工程師,中國很多大公司,包括馬化騰的公司都在矽谷有實驗室,那為什麼有了矽谷還要造一個灣區?把矽谷的創新應用到中國來不就行了嗎?

回答這個問題,大家要先知道:現在世界上最好的創新意念,對世界經濟來說,還是不夠的。因為還有世界級的問題還沒有完全得到回答。什麼叫世界級的問題?就是工業革命以來,最發達國家十來億人口過上的好日子,那全人類能不能過上同樣的好日子呢?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像電,電發明了兩百年,現在全世界用不上電的人口還有12億到15億,所有創新離開電想都不要想,跟電無緣就跟以後所有創新無緣,這是一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

第二個問題更具挑戰性,如果讓十幾億人口都過上高度現代化國家的生活,資源能不能承受?環境能不能承受?中國這30年的發展,在回答第一個問題上,已經交了一張不錯的答卷,中國無電人口在所有發展中國家是最少的,北京大學在雲南山區有一個扶貧點,我去訪問過,那麼窮、那麼落後的山區還住着很多人,但他們有電,通過手機能夠微信。所以中國新一代人已經可以過上比較現代化的生活,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上是有貢獻的。

但是第二個問題,等到13億去過幾億人過的好日子的時候,我們的環境惡化驚人,資源的壓力驚人,倒過來這就是世界級問題。我們需要更好的技術,才能回答這個世界級問題。因為有世界級的問題,才需要新的大灣區,才需要匯集更了不得的力量,緊密的互動來回答這些世界性的問題。不要說全球70億人,我們就抽50億人來說,過去的說法是全球如果過上歐洲的生活,至少要三個地球,如果都過上美國人那樣的生活,那得要五個地球。

這說明什麼?說明現有的技術再先進、再厲害,回答這樣世界級的經濟問題還是遠遠不夠的,還是需要不斷的往前探索。而中國作為一個以往普遍貧困的國家,我們對於更多人口能享受現代生活這個願望可能比很多發達國家還更加強烈。也應該賦有這樣的使命,來完成這任務。打造世界級灣區,我認為蠻重要的一點。

第二,打造世界級灣區,要特別注意它在世界上引起革命。深圳為什麼厲害?因為它不是追趕思維,當年鄧小平搞深圳是脫趕的思維,國家已經走到牆角沒有路可以走了,怎麼能走出來?

不知道,不完全知道。深圳不是做好一套計劃然後去實施的,而是鄧小平講的創造的條件,然後讓它冒出來。香港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從當年這麼一個島嶼變成一個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那不是按計劃經濟的思維搞出來的,不是指到哪兒打到哪兒的思維打出來的。現在港深之間有一個最充足的資源,這兩個地方成為今天在世界上引人矚目的城市和城市群,它是探索和闖的結果。打造世界級灣區,這個事情比什麼都重要。

我們做事情當然要有計劃,但是我們永遠也要做好準備。很多事情不按計劃發生,會超出計劃,這個思維如果不突破,我們會落到追趕型。因為追趕型就是目標明確,人家有多少噸鋼我們搞多少噸鋼,人家有多少原子彈我們也搞多少。但是只有追趕思維,你不可能走到前列去,因為前列就是往前走不知道,不完全知道。

所以習近平主席講到創新的時候,說中國已經到了跟着跑、並排跑和領跑要並存的階段。我認為這個觀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作為一個連接深圳香港的灣區,要考慮更多的是怎麼才能從並跑往領跑走,要從這個制高點出發來討論體制。這兩個地方都有體制上的優勢,在整個大中國區去看,如果你去過東北,去過西北,去過我們的西南,你一到深圳會知道這個地方,跟中國其他地方有一些不同。人們的想法、人們的行為有一些不同,但是並不意味着這個體制對打造一個世界級灣區已經完全做好了準備,要改的東西還是不少的。行政主導全力驅動配套這些問題,可還有仔細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你去看,它在哪裏都存在,這些問題要在打造世界級灣區的時候,堅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不再限於一個狹小區域

最後一條要特別強調,所有要素齊了以後,要增加濃度,就要增加互動。從這個角度講,香港的金融跟深圳的創造、跟東莞的製造之間,互動是有的,但是互動得還不夠。我們看到,成功的例子都是互動的結果,沒有一個地方成功的企業,成功案例是孤立發生的,個別的圈自己能搞成的,都是利用了這個地方的所有長處,集合到一起搞成的。

你看騰訊,深圳大學附近創辦,上市就在香港,有大量的員工;你看微信就在廣州,不是限於一個狹小的行政區劃之內。大疆董事長是科技大學的教授,學生做項目,然後做成了世界級有影響的公司。這些點已經有了,但是遠遠不夠多,解決的辦法就是要增加這之間的互動,如果我們去舊金山灣區、去史丹福看,我們中國的大學跟創新之間當然有關係,因為所有大學生都是中國大學培養的。但是我們跟大學創新之間的聯繫性還是極為薄弱,畢業就畢業了,沒有持續的聯繫,沒有大學作為一個持續的理論研究基礎,學員跟產業界聯繫的還是密度不夠。

創新就像熬一鍋湯。你看煲湯第一要好材料,優質材料不完全在鍋裏產生,要在全世界找。在舊金山灣區工作的人不一定是舊金山地區的人,將來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人一定是在全世界挑,這里的大學生招生一定面向全世界招,這裏的科研機構也要在全世界招聘人才,我們要解決世界性問題,要用世界級的資源,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很重要,有好材料要放到一起,煲這個字很關鍵,要有持續的溫度。不是一把大火就完了,不能斷,持續的悶,才能進行充分的交換,營養養分才能到湯裏來。

所以,要在中國未來發展的過程當中,在南中國好好的在大灣區煲一鍋創新驅動增長的濃湯,以此來完成中國經濟發展下一階段應該承擔的使命。

周其仁教授在「灣區時代創領未來」與其他嘉賓共同探討灣區建設的新理念、新路徑、新格局。
周其仁教授在「灣區時代創領未來」與其他嘉賓共同探討灣區建設的新理念、新路徑、新格局。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