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期間達成貿易停戰協定，並決定重啟貿易談判。不管未來談判如何，這對中美兩國而且對整個世界都是一個好消息。這至少表明，兩個大國還是有繼續談判的意願。
很自然，作為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中美關係不僅僅是單純的兩大國關係，更會影響到很多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和中美兩大國都有着複雜而深厚的關係，在中美關係平穩的時候，它們都可以從兩邊獲得利益，但一旦兩大國關係惡化，它們都會受到深度影響。一些國家可能在短期內可以獲取一些利益（例如從中國退出的產業和資本進入這些國家），但從長遠來看，這些國家也避免不了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中美貿易戰能夠產生如此廣泛而負面的經濟影響，這使得很多人很不了解中美兩國所進行的貿易戰。貿易戰顯然不是一場雙贏遊戲，而是兩敗俱傷，即人們所說的損人不利已，「損人一千，自損八百」；不僅如此，貿易戰還波及很多其他國家，很多甚至是美國的盟友。
更為重要的是，今天人們把中美之間的經濟衝突界定為貿易戰或者經濟戰，就表明這已經大大超越了傳統經濟競爭的範疇，而進入戰爭狀態。傳統上，人們一般上認為經濟競爭不可避免，並且經濟競爭並非零和遊戲，但戰爭則往往是零和遊戲。這又使得很多人擔心，今天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如果不斷升級，是否會導向另一類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冷戰。
這種擔憂不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們可以把兩國之間的經貿關係，視為是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結果。兩個互不交往的國家不會發展出任何經濟關聯，也無所謂貿易衝突。兩國之間的經貿交往愈深，衝突就愈容易發生，負面影響也愈大。歷史地看，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確給參與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但也不斷地導向沖突甚至戰爭。
這些年來，人們總是把今天的狀況，比喻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一戰之前，世界經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經貿的頻繁往來和經濟上的互相依賴，不僅發生在歐洲國家之間，而且也發生在歐洲國家和其他區域國家之間。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下發生的。事後諸葛亮不少，但事先沒有人會認為戰爭這麼快就在這些經濟上互相依賴的國家之間發生了。
經濟競爭導向零和遊戲的戰爭
的確，如果僅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很難理解為什麼非零和遊戲的經濟競爭，會導向零和遊戲的戰爭。但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的關係來看，不難發現，衝突和戰爭也是國家之間的常態，正如它們之間的經濟貿易一樣。任何形式的戰爭是有巨大的代價的，大的戰爭往往招致無數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但人類為什麼還要戰爭呢？
德國社會和政治學家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論述國家的起源時，總結出了兩種方法，即經濟方法和政治方法，前者通過人們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法，或者契約方法，而後者則倚重權力和力量。奧本海默本人則傾向於政治方法，因為經驗地看，從人類開始產生以來，政治就從來沒有離開過，從原始部落到近代國家，暴力是國家起源和發展的永恒來源。
近代商業資本主義尤其是工業化開始之後，人們對戰爭的根源和如何避免戰爭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其中，英國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為國家的發展尋找到了最有效的經濟方法。斯密認為，國家通過勞動分工和貿易就可以致富和積累財富，而無需通過戰爭和掠奪。斯密之後，李嘉圖（David Ricardo）則進一步發展出比較優勢理論來論證經濟方法的有效性。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斯密和李嘉圖的觀點。馬克思最為典型，他認為近代以來的戰爭，無論是內戰還是國家間的戰爭，簡單說就是資本主義擴張的自然結果。在一個社會內部，資本主義造就了階級分化，導致了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極端一些就是內戰；在國際層面，資本主義導致了國家間的利益衝突，極端一些就是戰爭。
經濟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戰爭這一觀點，在二戰之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傳播。用經濟史學家熊彼特的話來說，如果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可以預期，民族主義只是人類遠古野蠻獸性的一種遺留物，終究會消失。經驗地看，這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
第一是人們看到戰爭（尤其是一戰和二戰）的殘忍性和經濟上的毫無理性。戰爭沒有贏家，人人都是輸家。一戰和二戰給歐洲各國的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第二是二戰之後開始的經濟整合。經濟整合從歐洲共同市場概念開始，擴展到其他各個地區。西方各國市場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場向其他非西方國家市場的延伸，有效地把有關國家連接在一起，促成了經濟的發展。
尤其重要的是，上世紀80年代由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新自由主義革命所引發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時間裏把一個廣袤的世界演變成為一個全球村。國家間經濟上的高度互相依賴所能產生的正面效應，反映在了國際關係領域的互相依賴理論上。
互相依賴理論加上源自近代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理論，成為近數十年來西方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人們深信，國家間經濟上的高度依賴，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戰爭就可以遠離人類，實現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狀態。
這種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基本上決定了美國處理和其他國家關係的態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國必須通過經濟方法（開放、市場准入、整合等等），促成那些和美國具有經濟關係的國家的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也就是說，對非西方國家來說，和美國（西方）國家發展經濟關係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顯然，這個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國（西方）國家的貿易、投資、國際援助等方面。
國家之間關係衝突的本質
不過，自由主義理論（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學家）更多地反映了信仰者對世界的一種理想，而非對現實的反映。對西方的現實主義者來說，經濟互相依賴的確導致了國家之間的利益相關性，增加了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難度，但絕對沒有改變國家之間關係的衝突本質。自由主義過度誇大了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但大大低估或者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固有的負面影響。
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必然造成兩個結果：一、一個社會內部的收入差異和分化；二、國家之間的收入差異與分化。在一些國家，內部收入差異和社會分化，經常導致不同社會階級間的經濟衝突，甚至演變成內戰；在另一些國家，內部衝突外化成為國家間的衝突，即戰爭。當多個國家同時捲入時，就演變成為世界大戰。
經濟關乎利益，利益分配不公就會導致戰爭，無論是內戰還是國家間的戰爭。就是說，經濟因素的確可以導致戰爭。但如果人們僅僅從經濟因素來理解戰爭，那還是過於簡單。在大多數場合，政治因素甚至遠較經濟因素重要，人們既為利益（經濟）而戰，也為榮譽和恐懼而戰，而榮譽和恐懼更多的是關乎政治。實際上，一旦涉及戰爭，政治邏輯就佔據主導地位。近代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von Clausewitz）說過的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無疑揭示了戰爭的政治本質。
克勞塞維茨所說的幾乎是永恒的。多少年來，人們一直企圖超越經濟因素而去尋找戰爭的根源。人們詛咒戰爭，祈求戰爭不再發生，但同時人們也在讚美戰爭。人的本性就是傾向於把自己道德化，而把他者妖魔化。即使是侵略，侵略者也總能找到戰爭的正當性和正義性，並為此而歌頌戰爭。從古希臘各城邦之間的戰爭到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戰爭總是成為人們謳歌的對象。
到了近代，戰爭具有了更高的道德性。法國大革命以後，基於主權國家理論之上的民族主義大旗，引導着人類進入毫無止境的戰爭。各種論證和頌揚戰爭的理論一一出籠。這尤其表現在近代浪漫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那裏。近代浪漫主義始於英國文學，當傳播到德國時進入了政治哲學領域，歌頌戰爭和暴力，為了國家利益（無論是統一還是發展），一切在所不惜。在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裏，戰爭不僅是適者生存的必然產物，也是檢驗人類品質的最高標準。
儘管達爾文本人的進化論並沒有明顯的道德和進步觀念，但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那裏，進化變成了進步和文明。所以，戰爭不僅僅是適者生存的手段，更是成為人類進化、文明淘汰野蠻、進步取代落後、優勝劣汰的工具。
整個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從一戰到二戰），人們深信戰爭的勝負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優劣，列強之間為戰爭樂此不疲。英國思想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經說，人類大多都在投資於死亡而非生活，即人們把最多的投資用於戰爭武器，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這種情況到現在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現在的確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了。如上所說，經濟的全球化使得各國互相依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在客觀上大大增加了戰爭的難度和成本。同時，在話語方面，沒有多少人公然宣揚戰爭了。不過，如果足夠現實，人們也不難發現，這可能僅僅是表象，人類的本性依然沒有發生變化。
和從前的全球化一樣，這一波的全球化依然產生着同樣的問題，即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和國家間的不平等，而極度的不平等隨時可以導向內外部的衝突。從話語來說，人們只是用一種更為巧妙的方式把優勝劣汰的觀念表達出來而已，包括文明衝突論和民主價值同盟論等。
再者，和人類的其他很多行為一樣，自古到今，戰爭已經高度機構化和制度化了。對參與戰爭的主權國家來說，戰爭有開始的儀式，也有結束的儀式，戰爭過程更是充滿各種儀式。戰爭因為主權國家而高度制度化，也因為主權國家而被道德化和正義化。二戰以來，除了被徹底打敗的德國對戰爭有反思之外，沒有任何一國對戰爭有反思。戰敗國如日本從未反思戰爭，而戰勝國則依然為戰勝沾沾自喜。
其實，從深層次而言，人們可以說，主權國家甚至只是一種戰爭的最有效工具。主權國家或者政府是戰爭的主體，但推動政府發動或者參與戰爭的，則是政府背後的各種利益集團。資本可以成為戰爭的根源，因為資本需要借助政府來打開其它國家的大門，開拓世界市場，掠奪他國的資源，保護他們的海外利益。
但在更多的場合，其他利益集團甚至較之資本更可以直接從戰爭中獲取巨大的利益。例如，美國安全和軍工系統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以至於很多美國人相信戰爭就是這個利益集團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戰爭或者戰爭的威脅，美國如何維持一個如此龐大的戰爭機器。
更令人擔憂的是全球化條件下極端認同政治的崛起。今天的政治認同已經變得毫無底線。不僅現存的不同民族、種族、宗教、文明、國家之間的認同差異在迅速擴大，甚至在這些單元的內部也在繼續分化，人為地把同一個民族、種族、宗教、文明、國家分化成為不同的民族、種族、宗教、文明、國家。包括民族、國家、文明在內的所有認同都是可以人為製造的。如此下去，一個社會內部的衝突甚至內戰，正如國家間的戰爭那樣，正在變得不可避免。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