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自稱為民粹主義者的班農（Steve Bannon）在日本演講時宣稱， 美國的命運不掌握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手裏，不掌握在班農手上，也不是掌握在某個著名政治人物或偉人手裏。美國的命運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遺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為他們突然明白了，隨着科技、互聯網、通訊技術的進步， 草根運動不會再讓你沉默。
班農是特朗普選舉時的關鍵人物，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 班農也一度為官，但後來退出特朗普體制，開始到日本和歐洲各國從事民粹主義運動。班農的這番話是有所指的。第一，美國精英已經沒有能力掌握國家發展的命運；第二，小人物被政治所忽視，但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發展，為小人物鬧革命創造了機會；第三，小人物革命的發生是可能的， 勝利也是可能的。實際上，特朗普當選總統的政治大背景，就是班農等人長年累月所從事的民粹主義社會運動。
不過，班農的這番話也不完全對。小人物的確可以鬧革命， 但問題在於革命之後又怎樣？平民鬧革命並不新鮮， 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但革命之後往往又是老樣子。或者說，革命能夠改變小人物的命運嗎？以美國為例。 特朗普的確想代表「小人物」（這裡指特朗普想代表的美國白人） 改變美國（「使美國重新偉大」）， 但這位總統真的能夠改變美國現狀嗎？是變得更好，或者變得更壞， 或者沒有本質變化？這些問題都很難有明確的答案。
這裡就有一個政治人物（精英）和「小人物」（普羅大衆） 之間的關係問題。就政治來說，誠如意大利社會學家莫斯卡（ 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論述過的，無論古今、無論怎樣的社會、無論怎樣的統治方式，社會都是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或者精英和大衆兩部分。這是因為，第一、統治者永遠都是少數；第二、社會尤其是政治領域的等級性不會變；第三，參與程度可以有不同，也就是統治方式會有變化，但統治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兩位學者因此也以精英類型的變化來解釋歷史的變化。
精英墮落導致失序
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世界各國內部秩序所面臨的問題，儘管有很多原因，但精英的墮落無疑是其中一個關鍵原因。2014年，美國社會曾經討論白人統治集團的問題（即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一些人認為，美國過去的輝煌和該集團一度掌控了政治、經濟和教育資源有關。不過，這個集團的成員如今不再風光，也對自身喪失了信心，失去了擔當領導的責任、力量和興趣。
美國現在沒有了統治階層，只有一個包括人稱精英團體在內的管理階層，差不多就是完全由知識界精英組成的貴族階層。這個討論發生在奧巴馬任總統期間，其背後的政治動機不言自明。但這個討論也是在檢討傳統政治精英階層衰落或墮落所帶來的秩序危機問題。
今天的西方，精英階層墮落的跡象和標誌隨處可見。所謂的「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不斷揭露世界各國精英階層多年來逃稅的故事，英女皇和各國最高權貴都在名單上。不管精英逃稅的背後有什麼原因，但作為統治階層的精英都逃稅了，這個統治階層一定是衰敗了。
政治統治階層是西方民主社會的主體。在很大程度上， 民主政治是精英共識政治。精英之間雖然也有不同的利益，但這些精英大都來自「職業政治家」（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 韋伯語）家庭，接受同樣的教育，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只要精英之間有共識，不同精英（或者黨派）輪流執政，維持體制的運作。同時，精英群體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還須追求政體社會或國家的利益，用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的話來說，統治階層之所以能夠成為統治階層，就是因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階級。
的確，從經驗來看，西方國家的制度建設大都發生在大衆民主之前的精英民主期間。儘管西方一直強調制度對政治人物的制約，但前提是政治人物會自覺地遵守制度規則。政治精英之間有遵守制度規則的共識，制度就可以有效運作；一旦精英之間失去共識，最好、最有效的制度也會遭到破壞。這類事情在世界各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經濟精英階層的衰落也是顯然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論述的「道德情操」，或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新教倫理」，構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造就了西方數代企業家群體。這是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的經濟基礎。資本的競爭不可避免，競爭也是進步的動力， 但競爭具有包括道德在內的目的性。今天的資本階層儘管更具競爭性，但已經變得極端自私、毫無責任感。
隨着宗教衰落和世俗化進程的加速，唯有金錢能衡量自身的價值。也就是說，唯有更多的資本，才能夠衡量資本的價值。在這方面，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資本階層已經表露無遺。這場危機本身就是資本造成的，危機發生之後，美國政府動用了納稅人的錢拯救市場，但在華爾街得到這筆龐大的「救濟款」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分紅」獎勵自己的失敗和不負責任。
知識階層的墮落，對秩序危機的加深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西方，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知識界造就了強大的文化批評精神。這種文化批評精神（儘管有時顯得過分）一直是西方進步的動力。今天，這種批評精神被大大減弱，甚至在消失。儘管在一些知識分子當中仍然殘留着批評精神，但更多的知識精英主要是論證資本的合法性或權力的合法性。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
儘管一直被視為是為資本服務的經濟學，也應當為包括2008年次貸危機在內的經濟危機負責，但其主導地位不僅很難撼動，而且一直在強化。政治上，在過去的半世紀裏， 西方學者以把西方式民主自由推行和擴張到非西方國家為己任，自覺地成為了西方民主的「傳教士」，但忽視了對西方自身體制弊端的批評。
在與權力和資本結合的過程中，知識所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今天的西方知識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民衆的信任。無論在英國的脫歐公投期間，還是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民衆已經不去理會知識界（包括媒體）所提供的分析，而求助于「假新聞」。就算知識界提供的分析遠比「假新聞」有效和真實，但在民衆看來，知識界只是權力和資本的代言人，不再值得信任。
概括地說，在西方形成了一個權力、 經濟和知識三結合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這是一個「自我服務」 的集團，其利益追求很難超于本階級（階層）。 這構成了學理上所說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深刻矛盾，而這個矛盾也是西方內部秩序危機的結構性因素。
政治精英「消費社會」化
然而，精英階層的墮落也是對環境變化的反映。換言之，精英墮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二戰以後，西方（ 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 曾經就消費社會對現代政治的影響有過一場持久的爭論。為什麼這場爭論產生在二戰之後？這是因為當時的西方經歷了高速經濟增長，向「富裕社會」轉型。
這種轉型對精英階層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政治精英的行為開始「消費社會」化，即從傳統的以「道德」為基礎的行為，轉型成為以「大衆」為基礎。現在人們不再爭論了，只是表明西方已經完全接受政治以「大衆」為基礎。
這種轉型至少產生了幾個方面的深刻影響。第一，精英階層本身的經濟機會大增。例如在美國，所謂的「出類拔萃之輩」往往選擇經商而非從政；第二，大衆民主崛起後，政治從「生產」政治轉向「分配」政治。「生產」 政治所依靠的是企業家（資本）階層，而「分配」 政治所依靠的則是大衆的「選票」。第三，傳統上，國家（政治） 只是資本（經濟）的代理（馬克思語）。但當「選票」成為政治基礎時，資本對國家的影響力減少。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找到了「合理」與「合法」的途徑， 流向世界各地，逃離「選票」所帶來的壓力。第四，基於「選票」 的政治為「大衆」躋身政治精英層提高了機會。在大衆民主時代， 貧民成為政治家的例子比比皆是。這種變化的確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表明政治不再為少數人所壟斷。儘管統治者仍然是少數，但統治者可以來自貧民。
不過，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很多沒有任何執政經驗的平民一旦成為統治者，不僅執政經常出現問題，而且也經常變得更加貪婪， 而且是永無止境的貪婪。前些年，英國出現議會議員貪圖小便宜的大面積腐敗。這在從前很難想象。 以前是貴族統治，發財之後再去從政，但現在從政者必須首先考慮到養家餬口。
精英階層墮落之後，西方的執政就轉向了簡單的法治。因為道德水平不再，法治成為最方便的工具。雖然法治是西方世界近代以來最重要的政治傳統，但簡單的法治僅僅是維持西方的制度，很難對現行制度作進一步的改善。實際上，法治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維持現狀的最有效工具。
正因如此，儘管法治在繼續，但西方內部秩序問題也在不斷惡化。沒有人會相信，簡單的法治能夠解決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包括日益加深的收入差距和社會分化在內的社會問題。這些年來，西方各國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是有其深刻根源的。這些主義的崛起正衝擊西方內部秩序和國際秩序，給西方和國際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今天西方所面臨的秩序危機，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統治階級危機，或者說是精英危機。如果精英階層繼續墮落，無政府狀態就不可避免，直至最後的秩序解體和重建。上述兩位意大利社會學家用「精英類型」 的轉型來解釋歷史進程的理論，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更有相關性。 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過程，也是近代精英的造就過程，構成了西方的進步時代。到今天，構成精英的傳統資源似乎已經用盡，或者說，傳統精英的「品德」 和現代社會變得不是那麼相關了。
歷史又是一個輪迴。如何產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構精英的「品德」？ 這是很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