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接：袁行霈，1936年生，江蘇武進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博採、精鑒、深味、妙悟：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孟飛（以下簡稱「孟」）：您的大著《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建立了一整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論體系，其中提出的系列命題，如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意境、意象、詩歌的音樂美、人格美以及自然美等，一度成為風行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可以說開一代學術研究的新風。請問您將中國詩歌藝術作為最初的研究方向，是基於什麼考慮？
袁行霈教授（以下簡稱「袁」）：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在詩歌藝術方面有許多值得認真總結的經驗和規律，古人提出的一些詩學理論和範疇，也有待於結合詩歌創作加以深入的闡述。這項研究，前人雖然做了一些，但是不夠系統，特別是將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還比較薄弱。研究文學批評史的人未必深入研究詩歌史，而研究詩歌史的人又未必對理論有興趣。「文革」以前我已經有兼顧這兩方面的想法，還發表過論文，「文革」期間中斷了。「文革」結束後，我下決心做一點有個人特色的學問。在分析了當時學術界的狀況後，我選擇了一向被忽視的詩歌藝術作為重點，以中國獨特的詩歌藝術理論和詩歌藝術史為課題，將詩歌與哲學、宗教、繪畫、音樂等鄰近學科溝通起來，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1979年我結合講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這門課程，寫了一系列的論文，在此後的幾年裏陸續發表，後來編成《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於1987年出版。我總結出「言」、「意」、「象」、「境」等幾個範疇，分析其間的關係，從人格、語言、意境等方面解釋「風格」的形成。我又從詩歌藝術史的角度，考察了自屈原到陸游共十四位詩人的藝術特色、藝術風格和藝術成就，力求將詩人的人格與風格、詩歌主張和詩歌藝術、藝術淵源與藝術創新互相溝通起來加以研究。
孟：您對於研究中國詩歌藝術，有什麼經驗和心得可以賜教嗎？
袁：「博採、精鑒、深味、妙悟」是我研究中國詩歌藝術的體會。詩歌藝術不等於平常所謂寫作技巧，就一個詩人來說，人格、氣質、心理、閱歷、教養、師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個時代來說，政治、宗教、哲學、繪畫、音樂、民俗等等都有影響。把詩人、作品放到廣闊的時代背景上，特別是放到當時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藝術的奧秘。《文心雕龍．知音》說：「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這就是「博採」。看得多了才有比較，親自從事創作實踐才更精於鑒賞，而且趣味要高，眼力要好。「精鑒」一方面是指資料的鑒別與考證。考證的樂趣類似偵探推理，要善於從細微處發現問題、找出綫索。「精鑒」另一方面含義是善於鑒別作品的優劣。至於「深味」與「妙悟」，則是研究詩歌藝術的特殊要求。簡單地說，「深味」是對詩歌言外的韻味細細地加以咀嚼；「妙悟」是對於詩歌的一種敏銳的感受能力和共鳴效果。既要深得詩人之用心，又要有自己獨到的領悟與妙解。
孟：您在香港中文大學「詩意畫的空間及其限度：以明人的作品為中心」的演講，在分析明人〈九歌〉題材的畫作時，曾打了一個巧妙的比方，用「過去完成時」和「現在進行時」兩種狀態評判構圖立意的高下。我們聽了很受啟發，可否請您就此申言一二？
袁：詩歌可以提供給讀者廣闊的想像空間，詩意畫卻只能在眾多的可能性中選擇一種，使開放的想像空間變成唯一的凝固的形態。詩意畫應注重於詩「意」的表達，如果僅僅畫出詩中寫到的物象，如山川、樹木、煙雲、寺廟或人物，而沒有畫出詩意之所在，就不能算是成功之作。畫景物容易，畫詩人內心的波瀾就很難。詩歌作品為詩意畫開啟了靈感之門，也築起了限制想像的圍牆，畫家既要跨入詩人開啟的門，進入詩意的境界，又不能為詩的內容所囿。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學觀念是相通的。古代繪畫要求在有限的形象之外寄託不盡的意趣，往往要在畫面上留出大片空白，啟發觀者自己去想像、補充。作詩忌太直、太露，作畫也應當巧妙構思，盡量多給觀者留一些想像的餘地。
不僅把陶淵明看做詩人，也把他看做哲人
孟：我們知道您還是陶淵明研究的大家。您的《陶淵明集箋注》是海內外最為通行的陶集版本。您出版的專著《陶淵明研究》，得到了學界的一致好評。請問您治陶的歷程是怎樣的？
袁：我小時候聽過陶淵明許多故事，像葛巾漉酒、撫弄無弦琴、不為五斗米折腰等，對他特別感興趣，於是就找他的詩來讀，陶詩的平易和樸素也很合我的口味。進入北京大學後，我才認真地閱讀陶集。後來在林庚先生的指導下，參加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其中陶淵明的詩文由我注釋。由於注釋的需要，我曾重新閱讀了陶淵明集，參考了各家的評注，加深了對他的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認真讀了不少思想史方面的書籍，湯用彤先生的《魏晉玄學論稿》、《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都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經過大約兩年的學習和思考，我再回過頭來讀陶淵明，便有了一種新的眼光，這就是思想史的眼光。我力圖在思想史和文學史的交叉點上確定我的研究課題，先後寫了〈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與陶詩的自然美〉、〈陶淵明與魏晉風流〉、〈陶淵明的哲學思考〉等論文。我遵循陳寅恪先生的話，不僅把陶淵明看做詩人，也把他看做哲人。我認為只有把他放到魏晉時期的思想潮流中，考察他的思考涉及哪些哲學範疇，才可以對他有更深入的理解。至於他的詩歌藝術，也只有結合他的思想才能作出更深入的分析。
1981年，中華書局的程毅中先生又約我承擔《陶淵明集編年箋注》的工作，這是當時幾家出版社共同承擔出版的十大作家全集的新注之一。我欣然答應了。這項工作開始進行得相當順利，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大半。但當我放下筆，以一個讀者的眼光閱讀自己的書稿時，我對自己失望了。看自己的書稿，別人懂得的地方我注了，別人不懂的地方我也沒有弄懂很多；別人不含糊的地方我也不含糊，別人含糊的地方我仍然有些含糊。我如果沒有新的發現，沒有新的開拓，則大可不作了。於是我毅然擱下筆來，重新研究陶淵明的基本資料，經過鑽研有了不少新的發現。比如陶淵明的享年問題，注釋陶集中遇到的許多問題，都與之相關。我一邊校勘陶集版本異文，一邊考證，花了六年時間編成《陶淵明年譜匯考》，並在此基礎上撰寫了〈陶淵明享年考辨〉一文，發表在《文學遺產》。陶淵明的享年此前佔主導地位的說法是六十三歲說，我則認為七十六歲說在各種說法中是比較圓通的。這一點，後來在曹道衡和傅剛兩位專家為我的《陶淵明研究》所寫的書評中，已經得到了認可。
《陶淵明研究》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本論文集大體從思想史、政治史和詩歌史三個方面討論一些在我看來重要的問題，考證方面包括版本、享年、年譜等。我覺得自己在寫這部書時沒有偷懶，也沒有取巧，對得起讀者，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我所喜歡的陶淵明。2001年我完成了《陶淵明集箋注》，200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書出版之後獲得很多榮譽，讀者和學術界對此書的興趣，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來準備此書出版以後對陶淵明的研究暫時放一放，但是欲罷不能，隨後又寫了〈論和陶詩的文化意蘊〉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寫了〈古代繪畫中的陶淵明〉一文，發表在《北大學報》。後來在朋友們的鼓勵下，我擴充其文，收錄一些繪畫，2009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一書。
與詩人對話：體察士大夫心靈
孟：記得您在大著《陶淵明影像：文學史與繪畫史之交叉研究》中提出陶淵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對此應當如何理解呢？
袁：陶淵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個精神家園，通過他我體察到古代許多士大夫的心靈。蘇東坡得東林寺大字本陶集，不願一口氣讀完，他「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我研究陶淵明的心情跟蘇東坡有近似之處。我為他傾注了20年的時間和精力。陶淵明成了我多年相處的朋友，箋注陶集成了我跟那位真率、樸實、瀟灑、倔強而不乏幽默感的詩人對話的渠道。
研究陶淵明，是我聆聽他的心聲，與他對話、交朋友的過程。我對陶淵明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他一方面延續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加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誌古樸詩歌所能達到的高度；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創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使詩歌和日常生活相結合，並且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體裁。他的清高、耿介、灑脫、恬淡、真率、淳厚、善良，還有他的幽默，他對人生所做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後世的士大夫構築了一個巢，構築了一個精神家園，一方面可以提醒他們和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們得到休息和逃避。所以在中國，特別是宋代以後，知識分子對陶淵明有強烈的認同感。蘇東坡開始寫和陶詩，後來形成風氣和傳統，有許多著名文人都寫過和陶詩。取他詩文中的詞語作典故，或作自己的齋號的也很多。所以我說陶淵明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代表中國文化一部分精粹的東西。誇大一點說，懂得了陶淵明就懂得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半。
原刊於《國學新視野》2017年3月春季號，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