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今年1月遴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財金系教授管中閔出任校長，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未能上任。最近，他在香港演講，表達了他對台灣高等教育和未來大學的看法：
台灣高等教育近年來遇到的挑戰，我大概整理了三點：一、全球化的衝擊；二、亞洲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和少子化的「海嘯」。第三個是我想強調的重點：未來學習，未來教育。
全球化、少子化對台灣造成怎樣的衝擊和壓力？現在的年輕人，包括他們的家長，最在乎的是他們子女的競爭力，因為關係到他們子女的就業。這些年來，台灣經濟相對下滑，家長會更擔心。這衝擊其實是一波波的來，如果不能有效的改變，會進一步敗壞台灣高校的品質，也會造成更多人才出走。
教育變成產業重要一環
另一衝擊是全球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這些年來，隨着亞洲經濟快速成長，整個亞洲高等教育市場非常蓬勃，亞洲的國際學生流動增加，這包括：一、垂直流動，即從發展中地區向已開發地區流動；二、水平流動，即社會經濟水平接近的地區的學生相向流動，以及流向亞洲，即區域外國際學生流向亞洲，（在留學的）傳統上，這是不大會出現的，而現在，包括韓國、日本，都把它當作某種國家級的政策，希望能夠吸引外國學生（前往留學），教育變成產業政策中重要的一環，不僅吸引外國學生留學，還讓他們留在當地，變成當地的人力資源。因此，台灣高等教育正面臨着亞洲鄰近地區的競爭，除了新加坡、韓國、日本，中國大陸也是很大的潛在競爭對象。這些年來有很多學生到香港、大陸、新加坡等地的著名高校，無論是垂直流動或水平流動，目的都是一樣：學生和家長都關心高校的競爭力。比方說，台灣大學是台灣第一學府，但放諸亞洲，台大應該排第幾？面對亞洲高等教育市場的變化，我們不能不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
經濟發展停滯出現「厭世代」
同時，我還要特別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承擔了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換言之，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培養更多可以投入國際生產、國際貿易的人才，可是隨着近年台灣經濟發展的停滯，出現了一些奇特的社會現象，其中有所謂「厭世代」。這些「厭世代」年輕人，基本上對前途絕望、沒有信心，甚至把自己封閉起來，對未來不抱希望，對整個社會非常冷漠。這個現象的出現，跟經濟的不振和社會體制的老舊有關，也跟少數人控制社會大部分資源有關。譬如說薪資停滯，據統計，30歲或以下年輕人收入低於35000元（新台幣，折合港幣約9000元）的超過73%，當收入不足以支持生活時，他們的第一個想法便是「宅」在家，不跟外界接觸，甚至對社會充滿怨氣，這便成為產生「厭世代」的背景之一。
說到這裏，我想介紹「草東沒有派對」的作品《海山》，「草東沒有派對」是一個4人樂團，《海山》寫的就是「厭世代」青年的想法：
我聽見那少年的聲音，在還有未來的過去。
渴望着，是好結局，卻沒能成為自己。
他明白，他明白，我給不起，
於是轉身向山裡走去。
他明白，他明白，我給不起，
於是轉身向大海走去。（標點為記者所加）
歌中那少年覺得，這個社會沒有回應他的需求，於是他選擇逃避，逃到山裏去，逃到海裏去。
Slash青年身兼數職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斜槓青年」。「斜槓」就是英文slash（/），原因是一份工作不足以維持生活。例如白天在會計事務所供職，晚上到餐廳兼職唱歌、打鼓，周末則去做婚紗攝影師。又如一位年輕人，考取了律師執照，但律師太多，競爭太激烈，於是他又考了地產代理的執照……，所以他名片上的職銜都是A /B /C。
作為教育工作者，當我看到這些現象，便會去想，我們的教育有沒有能力去改變這種現象？改變這種「厭世代」的想法？
面對「斜槓世代」，教育工作者是否要讓學生有更多minor（副修）科目，讓他們將來更好找工作？或者說，讓他們考取更多的證照，待他們畢業的時候，身上掛上一排證照，就像五星上將一樣。這是教育工作者應該做的事情嗎？我想我們應該有更深層的思考，尤其在台灣，台大自日據時期（台大前身「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大，改名國立台灣大學，簡稱台大）一直到最近數十年，台大一直在台灣社會、政治及文化扮演領導角色。從這個角度看，台大更有責任率先面對這個社會現象，而不是當個旁觀者，認為這都是年輕人自找的，「我們當年就不是這個樣子」。我也不認為台大只需提供學生更多的副修科目選擇，不然他畢業的時候可以說，我major A / minor B / minor C（眾笑）。台大應該有更深層的思考，這也是我當初參加台大校長遴選提出的觀點。
台大怎樣從現代大學向未來大學轉變？現代的大學，無論是亞洲的，還是歐美的，基本模樣都是200年前形成的，但今天跟200年前、100年前都已大大不同，無論科技、資訊交換、生產、商業模式都跟以往不一樣，如果各個範疇都出現激烈的轉變，我們怎能期望大學還是老樣子？從課程安排、課程內容，到課程設計，在這個時代顯然應該有些不同，史丹福大學2015年提出未來大學的願景，稱為「史丹福2025」，包括：一、Open Loop University（從線性到環型開放的大學）：二、Paced Education（具彈性的教育）；三、Axis Flip（翻轉軸心）；四、Purpose Learning（有意義的學習），這些名詞的背後，強調的是知識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技術掛鉤，包括透過更多的project（專案）、更多的學習，取代按規定主修、副修的一大堆課程，彰顯個人的主要能力和mission（任務），以及希望達到怎樣的目的。我不是說，「史丹福2025」就是未來大學的樣子，但它提供給我們一個新的想法。我覺得台大有責任思考未來大學該怎樣做。
知識應與解決問題能力掛鉤
我覺得，未來大學的核心，應該是一個更開放更平等的學習中心，它應該是以學習者為主體，不僅培養學生因應新科技、新環境的能力，也培養領導創新與變革的人才。同時，知識不再是以科系劃分的「套裝知識」，而是不斷匯集來自社會的「經驗知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高等教育變革的意義，旨在帶給年輕一代新的希望。
改變世界很因難，但正如英籍日裔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所言：「要讓世界變好是難事，但是至少讓我們考慮一下，我們如何為我們自己的小角落做好準備。」我們何不從台大這個小角落出發，由下而上改變台灣的未來？我覺得，也許這是應該給台大一個校長的時候了！
問答精選：
嘉賓主持潘漢唐：您剛才講遴選台大校長，都是洋洋灑灑，官冕堂皇。你可不可告訴我們，真正的煎熬是什麼？
管中閔：台大是第二次用遴選方式選校長，最初我覺得當選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只準備了三場演講，一場講治校理念；一場是學生會辦的，還有一場是遴選委員會的面談。1月5日宣布我當選，初時還是挺開心的，但不到兩個星期便出現一些攻擊，其後媒體攻擊便鋪天蓋地，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那時候非常辛苦，甚至出現視網膜剝離，但我相信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至少我活了下來。
港區前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我們在外頭看台灣，覺得關鍵的問題是沒有共識。比方說，台灣70年代是個外向型、出口代工的經濟體。到了大陸開放，台商在大陸加工產品，形成產業鏈。現在兩岸關係不好，台灣的外交又處處受困，首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有沒有辦法尋求一些共識？
管中閔：百分之百的共識很難辦到，您說的共識大概也只是一個多數值。我認為，政黨在競爭選票的時候，應該清楚知道它要的是什麼。我們應該有負責任的政黨、成熟的民主體制，這不是追求百分之一百的共識，而是大家都清楚地說出自己的主張。我相信台灣還是有很多機會，但一定要改變以往的做法，候選人不能說「我要A，又要B和C，我什麼都要」，要清楚告訴選民自己的主張，跟對手的差別，不能妄想討好所有人，我希望候選人在2020年總統選舉時者都能做到。
（管中閔台港論壇演講‧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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