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與一個民間組織的發言人討論香港的土地供應問題。民間組織的發言人，批評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所提供的資料不全面，而且有失誤；在這種情況下，市民很難在這個基礎下展開大辯論；即使進行大辯論，也不容易得出正確的判斷。
其實，不只是土地問題在進行社會大辯論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任何複雜的策略若拿去民間辯論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即使政府提供了全面及正確的資訊，亦很難要求小市民花大量的精神時間，研究清楚之才參與討論。結果，大部分市民都只能以他們有限的資訊，就他們關注的議題，作出一些相對片面的回應。
說實話，我認為今次專責小組所提供的討論文件，已相對平實詳盡，只可惜參與討論的人甚少真的把文件由頭到尾看一遍。大部分民意調查機構在做隨機訪問的時候，都沒有要求受訪者事前看過這份討論文件。可見受訪者的回應都是很隨意的，並非慎思明辨之後的選擇。以這樣的民調結果去決定香港的土地匱乏問題如何解決，實在難望有好結果。
此之所以，大部分民主國家都只是行代議政制──選出有識之士為市民議政，而不是每項政策上的取捨都搞公投，由直接民主的方式去作決定。很多國家的憲法，都授權議會不按公投的結果作取捨。公投只是讓議會了解一下民間的意向吧了。
彭定康特朗普如何做？
我不相信，透過今次大辯論，社會就能在土地供應問題上取得共識。這樣的期望不切實際。大辯論的功能主要是引導市民都來關心這個影響重大的社會根本問題，並讓各方面的意見都有機會表達出來，希望各方意見在碰撞交鋒的時候，有機會讓市民對問題的本質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世事總不能光有議論，不作判斷；相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匯聚意見之後，當會向政府作出建議，而政府亦會作出最終的取捨，然後交城規會去修訂分區規劃大綱，讓政策有機會落實。
民間組織常批評這種做法是假民主，最終還是行政主導。其實，世界上民主國家都是這樣運作的，不可能事事都搞公投。大選只能每隔幾年搞一次，選出新一屆政府後，還不是一樣要行政主導。
彭定康一到任，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改組行政會，換掉那些不能為他所用的「舊電池」。特朗普就更不客氣，不與他意見一致的法官、國務卿、各部門首長，他炒完一個又一個，直到所有政府高層成員都願意與他站在同一陣線為止。
特區政府反而更重視粉飾民主櫥窗，常把一些專與政府唱反調的人放進一些諮詢組織，大大地降低了一些半官方組織的營運效益。城規會其實不是諮詢組織，它其實扮演着一個政府必須扮演的功能。因此，我認為，政府今次對大辯論有取捨後，首要工作是改組城規會，把一些不認同政府取捨的成員清理出去，讓他們在民間去發表反對意見好了。不要他們在城規會內妨礙工作進度。香港的住屋問題已非常嚴重，必須以非常手段去加以補救。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