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10月18日，收到鎮海失守、裕謙殉難的奏折後，道光帝隨即授所信賴的股肱大臣奕經（皇侄）為楊威將軍，再次將帝國的命運繫於皇親國戚之手。浙江沒有勁旅，朝廷即從八省調兵。為提升軍隊戰鬥力，皇帝從京師御林軍裏抽調了27名軍官，加上從川陝豫魯等地抽調的數十名軍官，組成了軍官陣營。為顯示不吝賞賜，內務府提供了為數不菲的花翎、藍翎、扳指、翎管、火鐮，以及60個六品頂戴、80七品頂戴和註明銀兩的功牌，供征討逆夷論功行封。意欲有效解決經費困擾的問題，道光一向厭惡的捐官行為，也被給予綠燈放行。在張揚博採眾議、招賢納士以效法古風的旗幟下，奕經一離京便發布了求賢令，江南不得志的書生聞風而動，兩個月中，高達400多人上書呈計，144人得以重用，頗有一番「大兵兜剿，擒獲夷酋，便奏捷音」的另類氣象。
籌劃4個月的反攻只歷時4小時
朝廷上下籌劃了4個月，朝野之間眾望所歸的反攻，只不過堅持了4個小時。經過此役的打擊後，大清帝國的財政、軍力、人員、士氣全面受創，再也不可能扭轉戰局。整個江南腹地暴露在英軍的炮火之下，天朝已面臨崩潰的邊緣。1842年5、6月間，英國從印度調集的大小船隻百餘艘、士兵萬餘人陸續抵達中國沿海，砵甸乍再次揮師返浙，帶着大批援軍直奔長江口而來。6月16日攻佔吳凇，6月19日進入上海，6月21日鎮江失守。8月10日，英艦80餘艘進逼南京江面。8月29日，在英艦皋華麗號的禮炮聲中，砵甸乍敦促清廷官員簽訂了城下之盟《南京條約》。
1842年9月3日，作為全權大使的砵甸乍向外相阿伯丁報告了締約經過，承認從清廷手中割取香港島超越了此前英國政府的有關訓令。而阿伯丁在覆信中，對《南京條約》的全部內容表示贊許，並告以砵甸乍，女王陛下已封他為巴斯大十字最高級勳爵士，以表彰其為英國開疆拓土的功勞。
耆英與其他官員的不同之處
1842年9月底，清廷按約付清了第一筆賠款。10月2日起，英軍由南京逐步退出長江，入海南下廣東。恰恰此前在《南京條約》簽訂後第三天，砵甸乍曾收到過欽差大臣耆英發來的照會，列了12項交涉內容，給了他意想不到的驚喜。為了不讓到手的獵物跑掉，在離開中國前，砵甸乍把自己扮成中立狀，誠邀耆英去廣東商談。他在復照中偽言哄騙「今本公使以已當兩國中人之委，毫無偏性，乃拊心言明其所念矣」。
耆英為努爾哈赤之後裔，自1806年以蔭生授職後，一直在京官上遷轉，先後在朝廷中任過50多種重要職務，六部中他曾先後做過五個部的尚書。作為滿人和皇親，同中過進士和入過翰林的正途官員相比，耆英明顯少了許多性理名教的色彩，在處理問題時更具直接性和功利性。他從心底裏認為，既然實力不如人，求剿必敗，那就不必再計較甚麼「夷夏」之大義，反而一心要與「逆夷」講和，以消彌邊釁，實實在在為皇帝分憂解難。
至於由耆英照會引發的外交失敗，同戰場上中英對峙的結局如出一轍，歸根結柢是形勢比人強。戰後中外格局發生巨變，如何應對需要當政者去關注。但大清上下普遍瘖於國際法，用僵化的專制思維去博弈，同此前用冷長矛與熱火炮較短量長一樣，其結局必輸無疑。對照差不多同時（9月6日）道光帝下達的諭旨，明令耆英繼續同英國交涉，以輓回一些天朝的利益，可說是災禍由此萌生。而浙江巡撫劉韻珂在見到《南京條約》後，給欽差大臣等人寫了一封長信，這篇新的「十可慮」同耆英照會的關注點如出一轍。由此觀之，在「添注約內」這個問題上，耆英的十二項交涉、道光的九條指令及劉韻珂的十個問題，在內容上高度重疊，充分顯示杭州、北京、南京是想到一塊去了，因此任誰去辦洋務和外交，大清都必輸無疑。
砵甸乍只願跟耆英談
返港後，滿心歡喜的砵甸乍等來的並不是他心儀的談判對手。兩江總督在天朝督撫中排名第一的位置，壟斷着整個南中國的事務，犒勞也好，賞識也罷，居功厥偉的耆英理所當然的留在了江南。天朝的思維中，新約的談判，主要涉及的是關稅，於是皇上授權新任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主持。1843年1月9日，伊里布作為鴉片戰爭後第一個官復原職的封疆大吏來到廣州，上任後費盡周折才將此前廣州「義民」火燒英國商館的事擺平。接下來在新約談判的關鍵時刻，早在南京談判時就身患重病的他，終於在連續的高壓下，心力憔悴而油乾燈盡。
唯恐大清派來新的談判對手，在不明就裏下，讓煮熟的鴨子飛走了。當伊里布病故後，砵甸乍強硬的提出，接下來只和耆英談判，否則將再次揮師北上。道光皇帝唯恐再啓邊釁，無奈之下只得向強權屈服，於是改授耆英為兩廣總督，諭令其與英人談判新約。1843年6月4日，耆英抵達廣州。6月23日，帶領手下赴港。次日起，開始與砵甸乍會談。
1843年7月22日，砵甸乍與耆英在香港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10月8日，兩人在虎門簽訂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這兩個條約組合在一起，歷史上稱之為《中英虎門條約》。大清官員追求的是民「夷」相關，不再給皇帝添亂，又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免不了陷入「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愚昧荒唐的境地。
在狡詐的砵甸乍的誤導下，大清的多項權益遭到嚴重損害。根據這個連道光帝也極為贊許的《中英虎門條約》，天朝失去了作為主權國家無容討論的關稅自主權和領事裁判權，給了英國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賦予了英國軍艦常駐通商口岸和在口岸租地建房的特權。砵甸乍不僅為大英帝國謀取了巨大利益，同時也為西方列強在華利益均沾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