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年是兩岸三地第20年舉行課程理論研討會。
每一屆籌辦和參與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時都會想起施良方教授。1997年10月，我到南京和上海參與研討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和施教授第一次見面，也是最後一次見面。在那次見面中，我們談起研討會的性質，對於不少研討會只着重形式、儀式或其他目的，而偏偏缺乏學術探究，我們都感到煩厭，於是一起提出：找國內十來個對課程這個領域有興趣的朋友，聚在一起談一個星期。施教授隨即寫下十多個名字。這張字條現在還保留下來。很可惜，施教授在該年年底便與世長辭了。為了繼承施教授的遺願，我在1999年克服重重困難，在深圳大學舉辦第一次課程理論研討會。這些困難包括在不明的原因下，被羅湖海關扣留了為研討會備用的一部膠片投影儀和一部電腦投影儀。
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學術研討和探究是不可或缺的；而在這過程中，很期望課程改革能夠朝向美好的前景邁進。
20年過去了，在此，以過去20年的努力遙祭施教授在天之靈。
過去20年，每一屆研討會都有一個與課程發展有關的新課題。有關「屆別、時間、地點、主題和承辦單位的簡史」請參閱附表。
每一個研討會均環繞兩岸三地課程發展和改革等重要的課題，有些課題在各地課程工作者的努力下，已經得到階段性的發展；有些卻是具有前瞻性的，等待各地教育工作者共同開發推動。
主辦單位本來是由香港、內地和台灣的大學或教育機構輪流擔任，三年一個循環；但到了第13屆由內地學府舉辦時，一共有四所大學提出申辦。從那時開始，便由三年一個循環改變為四年，即香港、內地、台灣、內地輪流舉辦。
早期在香港舉行的數屆研討會都獲得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的資助，其總監陳嘉琪博士亦有參與第四屆在香港和第五屆在蘭州舉行的研討會。
研討交流的設計
第一屆在深圳大學舉行的研討會只邀請了十多位參加者，第二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辦的研討會也只有約30人左右參與。在五、六天的活動中，文章發表和研討交流的時間差不多各佔一半，可見研討二字名副其實。到了第三屆在台灣舉行時，主辦單位覺得應該讓其他兩地的課程工作者有機會和本地的教育工作者交流，所以參加的人數大增，課程工作者的研討機會便減少了。
時間的安排：在往後的屆別中，主辦者嘗試着力舉辦一個真正的「研討」會，部分把會期分為三部分：首半天和最後半天是論文發表者的內部研討，中間的一天進行公開研討。
內部研討的處理：在首半天的內部研討中，主辦單位參考所有論文的重點，提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以便與會者深入探討；在最後階段的內部研討中，主辦單位會提供機會，讓論文發表者作出反思和總結。
公開研討的處理：部分屆別着意從下列四方面，提高公開研討的素質：
第一、研討會在10月舉辦，而主辦者會在6月中提前把論文發給同組的其他發表者，讓他們先行了解其他文章的內容，並鼓勵論文發表者自行互相提出問題，並作跟進的探究與問難；
第二、把發表的時間盡量壓縮，從而增加研討的時間；
第三、每一分組盡可能都有三地代表；
第四、部分會場更提供網上廣播，讓三地部分大學的學者和學生也有機會參與；
第五、在公開研討的最後一個時段，讓論文發表者有機會作出總結，並就有關課題與本地教育工作者作持續探討。
研討時間的處理：第20屆研討會也繼承了上述的做法，在2018年初，主辦單位已經通知三地的學者，希望他們對研討的十個子課題主動去作出承擔，盡量去設計到每個子課題都有三地學者的投入；也鼓勵他們早作交流。這樣處理使研討的活動在研討會舉辦之前數月已經有機會出現。
在研討會最後一節，第20屆研討會主辦單位安排研究生對十個分組研討的結果作出總結報告，這樣的安排使研究生更主動參與研討，擴大了研討交流的對象。
實證與思辨的結合
我國的課程學者，不少是靠「思辨」方法做學問的。我們整天在思考，而思考出來的「學問」，我們怎樣去肯定它或否定它呢？社會上大多數人士對學校教育都有自己的意見，究竟誰的意見可以作為改善課程和學校教育的根據呢？我們究竟只是意見分子還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需要努力去尋求形成知識的基礎或根據，某種知識形成後都有它的用處。醫學界在尋找某種新療法或藥品時，一定都有它的基礎或根據，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知識；然後，這些知識都有它的用處。物理學和所有其他的學問都一樣，發展出來的知識都有它們的根據和基礎，都有它們的用處。
我們不是排除思辨，但思辨一定要和實證結合，所得的知識才：
1. 有肯定和否定它的可能；
2. 對教育（特別是對學生和教師改進學習）有幫助。
小結
研討會如果能夠做到上述兩點，便可以求真、求善，在探討課程學的過程中，嘗試找尋真的知識，改善我們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