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社作者兼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傑出專家陳明銶教授2018年10月30日不幸逝世，終年69歲。本社沉痛哀悼陳教授，刊登他著作《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的前言，原題為〈從「中國之世界城市」軟實力角度看香港特區〉，以作紀念。本文將分三篇刊登，以下為第二篇。
如以香港歷史教育的基本角度來看，香港發展歷程中的最重要因素，自始至今，亦在可見的將來仍然維持的，正是「中國因素」（China factor）。1841年英國利用鴉片戰爭打敗清朝割佔香港，目的不是只有疏落漁村的小島，而是藉香港作為跳板，來進軍發展龐大的中國市場。而過去百多年英治時代，香港的居民從來是華人最多，佔總人口95%以上的香港人以中文為母語。在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香港／香港人都與中國大陸有非常密切的必需聯繫。
不光彩的英治香港歷史
鴉片戰爭之後，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開展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最陰暗悲慘「不平等條約」的一個世紀。《南京條約》其中一項重要條款，正是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成為它的殖民地。這條約亦演變成嗣後70年間清廷無能戰敗、割土求和、喪權辱國的應付列強侵略的外交模式。換而言之，香港的近代歷史，不獨是1841年至1997年英國殖民地統治期的本地歷史，更是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具體表徵，也是現代中國國際關係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面。
正因英治香港這不光彩的歷史起源，甚至可以說是有嚴重認受性危機的英治殖民地身份，香港這殖民地角色難以合理化。尤其是二次大戰以後，西方殖民地帝國主義開始沒落，在亞洲及非洲甚多西方殖民地脫離帝國主義者統治而自立，所以1950年代以來至1997年為止，港英殖民地當局只能夠在對外旅遊及經貿投資等層面的宣傳，均刻意系統化地迴避香港的國家歸屬問題，以及香港人本身的國民/公民身份認同及國籍的取向（national identity, citizenship）。
一直以來，港英當局跨過香港在國家定位的問題，反而強調香港為所謂自由港、高度發展的國際城市。英殖官方刻劃的對外宣傳，是以香港作為世界商貿金融航運中心城市，同時加強讚譽香港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功能性價值──自由貿易港、全球交通航運樞紐、國際經貿的重要集散地及輕工業的製造業中心工廠區等貢獻。然後在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時，英殖政權甚至強調香港是世界各國踏入中國的最佳通道和橋樑。
但如果細心分析英殖時代的具體政策措施及運作模式，香港是不是達到真正的國際化和寬廣多元的環球化/世界性呢？還是狹窄的英國色彩或英聯邦化呢？例如當時在高等教育方面，只承認英國及某些英聯邦大學所頒發的學位為「合法學位」，成為公務員招聘、晉升及有關官方資助機構（如學校）與專業資格（如醫療、法律、工程、建築等）等有關方面的唯一標準。非英國大學的學位不被英殖政府承認，只能出任「文憑教師」而非「學位教師」，兩者待遇大有落差。這到底是否真實的環球性、國際化的社會，還是英化呢？這值得現今年輕尋根者或要向他們父母輩、祖父母輩加以了解。
甚至我們這個會議主辦方本身的歷史也可以反映，現時的樹仁大學，即當日的樹仁學院，當年是很有勇氣維持本科四年制不變的私立院校，抗拒港英殖民地當局的政治壓力、行政干擾、不受官方威逼利誘，而維持本科四年的學制。由於樹仁學院拒絕使用英式的本科三年學制，不願重演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在英殖政權的教育改革，被逼迫改變四年學制的悲劇，因此樹仁學院在1997年前，備受英殖官方壓力和排斥。若從大學本科學制看，港英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法規，實際上是英國系統和風格，但絕對不是真正的國際主流。事實上，這英式的大學本科三年學制，與國際高等教育主流的體系，形成非常尖銳的分歧；這主流本科四年學制是台灣海峽兩岸和美國之標準型格模式，美國正是除中國大陸以外，香港最重要的經濟和技術轉讓夥伴。
香港近代歷史與中國近代史密切關連
在英治時期，香港本地歷史的課程從來不是一門重要學科。英殖官方故意漠視，甚至以行政手段和法律規限來壓制香港華人的中華文化和民族意識，長期歧視中文，特別迴避或淡化「中國因素」對香港歷史發展的極端核心重要性，與香港在中國近代歷史演化經緯的突出角色。我一直主張改革香港的歷史教育，在中國近代史和香港地方史的課程設計方面，香港本地的中小學歷史課程中，要重新討論和評估中國近代史中的香港史的比重，以及加強香港要素在中國近代史主流的功能影響。從歷史學術教研而言，香港近代歷史起碼在五方面與中國近代史極重要的課題，有直接密切的關連：
一、香港和中國內地，尤其廣東省和東南沿海地區，在地緣、經濟、文化、人口流動與社會網絡均有緊密的關係，所以香港歷史是整個華南區域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中國不少重大的變革和中外衝突，如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晚清改革派、革命黨領導人物的主要活動及思想源起、國共兩黨的第一次統一戰線，和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都以廣州和香港作為歷史舞台，是發揮外來勢力對中國影響的重要渠道。
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制度，始自割讓香港的1842年《南京條約》，九龍半島的割讓又是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北京條約》的產品。1997年主權回歸的歷史伏線，就是在1898年中英簽訂99年期的新界租約，這正是英國利用其國際政治優勢，對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反響（隨着俄、法、德三國藉迫日還遼的行動，乘機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是英國以其作為在華最具實力的外來強國身份，趁火打劫，也要求分一杯羹的索償品）。事實上，西方列強對近代中國的侵略，其壓迫程度之嚴重、滲透範圍之深遠和霸權維持時期之長久，以英帝國主義為最甚。香港作為英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海疆的政治、軍事、經濟、交通的重鎮，自然成為中英衝突的前線和爭議的焦點。遠自1856年「亞羅船事件」演變成第二次鴉片戰爭，1920年代的兩次大罷工，至1948年九龍城寨風波導致廣州沙面英領事館被焚燒等歷史里程碑，可見香港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歷史的一個縮影；而香港華人過往100多年的反英殖和愛國群眾動員，則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重要章節。自1937年夏至1941年冬香港淪陷前，中國對日本抗戰初期，國內各種團體和人物利用香港為中立地區之方便，進行愛國活動，而1942年至1945年間以新界及珠三角地區為地盤的東江縱隊的抗日事跡，更是香港華人愛國歷史的光輝片段。
三、近代香港的發展，由英治初期人口逾萬的海島漁村小社區，至現今700多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亞太經貿金融運輸通訊樞紐，是極其重大的發展轉化成果。雖云這近代香港的成功故事，是在英殖政權的典章制度和重商政策下所形成的，但一直以來，香港基本上是一個華人社會，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的資源、人力、市場，故絕對是一個華人城市和華人經濟體系成功發展的歷史經驗，在近代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歷史研究，香港的特殊典範當然應佔一極重要的地位。從另一層面來看，香港可被視為一個出色的「經濟特區」，可與近代上海和其他租界商埠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作比較研究，相互輝映。
四、香港自1841年英殖管治至1997年回歸中國之156年間，大量投入資源發展市政建設，各項填海移山闢地工程、公共房屋、新市鎮、集體運輸網絡等重大基礎設施的策劃、興建、營運，均是令香港被視為全中國最現代化大城市的硬體（hardware）基礎。但香港長期在外國殖民地管治下的中外交流的文化意識，亦使香港市民與中國內地城市居民在心態、世界觀及價值的取向有所不同。這種軟體（software）上的差距，也造成香港都市文化的某些特色，甚至有國際學者把香港視為西方列強在中國所設立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久（直至1997年，比西方各國在華租界均於1941/1945年終止，多了半個世紀）的「超級租界」。因此香港的特殊城市發展歷程和市民心態行為模式，都是研究近現代中國城市歷史、中國區域發展和中國現代化硬體和軟體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值得作比較對照研究的「非大陸模式」、「非純本土化/華化」發展歷程的指標性研究對象。過往曾有學者作「雙城」式研究，如香港與廣州，或香港與上海的都市化歷史比較，今後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可大力推進。
五、香港自1841年，因海疆地理環境的便捷，英帝國自由港的比較開放機制，和作為當時世界最強大的英國遠洋商船網絡在遠東重要港口的優勢，很快變成中國海外移民的重要出國/出洋港口。正因香港鄰接廣東，所以粵籍華人移民海外，不少是經香港的設施服務。對出洋至北美、澳洲的華工和到英屬東南亞、加勒比海和非洲的苦力華工和華商，香港幾乎是必經的出國口岸和後援中心。而香港亦漸成中國主要「僑鄉」（如珠江西岸的台山、中山、新會、開平、恩平諸縣）與聚居海外華人連繫的樞紐重鎮。滙豐銀行的中文全名反映香港作為海外華人滙款回鄉的主要渠道，所以香港在近代中國海外移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二次東西冷戰年代，因中國共產黨政府與海外交往受限制，英治香港承擔中國大陸與海外華人聯絡的特別渠道，甚至1957年開始的每年春秋兩回舉辦之廣州國際交易會，也是借助海外華人與外商較易往來香港的有利條件。1980年代以來，大量香港人到海外升學與移民，更造成海外「華埠」（China towns）變成「香港埠」（Hong Kong towns）的新現象。加拿大的温哥華（Vancouver）常被笑稱為「香哥華」（Hongcouver），是因為近年多港人移居，佔當地人口三成，可知港人過往的海外發展已是華人移民史和世界移民歷史的重要課題。
綜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至1979年以來，中國內地的開放改革，香港的人才、技術、資金、制度、設施、法規、關係網、長期國際交往和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等，均在內地的現代化歷程上發揮正面反饋作用；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活動，也常藉香港的人、事、物和渠道來進行。例如直至第二次大戰，在香港成立的滙豐銀行就是在華最具規模的外資金融機構，對當時中國的銀行業、外滙、貨幣政策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可見在中國近代史上存在着極其深遠影響的「香港因素」（Hong Kong factor）。反面言之，較全面、深入、平衡的香港歷史，也應該有更完整和穩固的事實基礎來反映內在條件和外在歷史大環境。在這方面，「中國因素」就是最不容漠視或迴避的基本考慮，所以較完善的香港歷史教研，必須積極納入「中國因素」為其歷史背景和分析基礎。正如1841年至1997年英治時期的香港歷史一樣，是中國近代史上不應被忽視的環節。例如香港在1997年夏主權治權回歸，在中國大陸政府有效管治範圍之內，這種中國國家領土統一，對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定位的重要含義。換而言之，香港史的研究亦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成分。
從「中國之世界城市」軟實力角度看香港特區之二
本系列文章：
新書簡介
書名：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
作者：陳明銶、鮑紹霖、麥勁生、區志堅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