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文革目的是報私仇，泄私憤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家中同斯諾作了長達五個小時的暢談。最後，毛澤東站起來和斯諾手拉着手一起走出家門，「斯諾先生， 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指發動文化大革命）」 他還說過，一旦中國和美國發生核戰爭，中國就是死一半人口，還能剩下幾億。毛主席這輩子是打江山過來的，死人見的多了，死一半中國人又算得了什麼？我在前兩篇已經提到，從1949到1966，17年間，世界一片和平景象，而中國恰恰通過各種政治運動人整人和執行極左政策，死了幾千萬同胞，毛主席至今從未承認過錯誤。幾年前我到巴西旅行，見到許多大陸同胞，最近兩年，我在歐洲，接觸了不少在歐洲定居的60歲開外的大陸來的朋友，令人難以相信，家家戶戶都是在文革時受害者。他們和我一同回憶起文化大革命時，人人談虎色變。

 

 

不久前的5月29日，德、法兩國領導人共同紀念1916年爆發、持續10個月的凡爾登戰役一百周年，雙方共同緬懷當年在凡爾登陣亡的30萬將士，認為歷史經驗必須藉鑑，防止以後再發生。而今年是文革發生50周年，國內竟然一字不提，使我難以置信。我並不要求利用它來「清算」，但歷史必須「溫故而知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把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但從未進行過梳理，以至現在還有人為文革唱讚歌。難道這一頁就會那麼容易翻得過去，這未免太天真了。它只會適得其反，加大黨領導和人民的距離。

 

也許有人會說我反黨，這我已經聽慣了，而且我嚴肅地告訴這些人士，我對共產黨的認識，比你們深得多，因為我的全家父母兄姐，除了我以外，都是為革命和人民獻身的老黨員。中國多少老革命前輩，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赴湯蹈火，從未沾過公家一點便宜。但他們文革時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為他們感到驕傲也抱不平。問題是，黨內有些人，為了個人利益，利用各種政治運動，不顧國家的前途和百姓的死活，報私仇，泄私恨。把自己的過去的老戰友，一個個打成反革命。我是親自目睹這段歷史的人。

 

 

目前在國內從上到下都把毛澤東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因為他參加了中共第一屆黨代表大會。這是不實事求是的。難道凡是參加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都是締造者？事實是，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臨時建議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會面。於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共12名代表出席大會，陳獨秀、李大釗雖然因事未能參加會議，但他們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參加會議的有上海代表李達，文革時被鬥而死；北京代表張國燾，後被定性為革命叛徒；廣州代表陳公博和日本留學生代表週佛海，後被認為是日本漢奸。這樣一來，他們也是共產黨的締造者？最後，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了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為「三人團」的領導小組成員。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擔任組織主任，李達擔任宣傳主任。陳獨秀才是名正言順的奠基人。

 

 

人類的普遍弱點是愛一哄而起，盲目隨從。中國老百姓更是如此，中國窮苦了幾百年，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英明的領袖。 1949年，全中國解放，毛澤東成了「救世主」。我們全家老小都曾是虔誠的基督徒，1949年前後，全家都投入革命，和全國老百姓一樣，把毛澤東看做偉大、英明的大救星。連當時的政治家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文化界的泰斗如趙樸初、巴金、季羨林、郭沫若、劉海粟， 也都如此。全國通過群眾造神運動，毛主席是不可侵犯的。連使毛主席自己也飄飄然，自認為是半個神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造神運動」登峰造極，百萬紅衛兵把毛澤東供為「活上帝」。

 

 

我當時就在長安街北京飯店對面台基場一號的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上班。我還在1966年818那天，親自陪同北京常住外賓上天安門城樓，目睹紅衛兵的瘋狂。連美國人李敦白也被感染，每天早上背毛語錄。而事實呢！自1957年50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全國只有一個聲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好、大煉鋼鐵、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接着全國響應號召，大放衛星，畝產萬斤糧。我當時被充軍在青海，親眼看見青海省委副書記如何造假：小麥畝產8,585斤，人民日報還加以讚揚為全國第一。

 

可是就在1958年，農業生產下滑，1959年農村開始餓死人，彭德懷將軍向毛主席提書面意見，被打成「反黨份子」，全國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出現三年「災荒」，全國餓死兩三千萬人。毛主席於1959年宣布退居第二線。

 

1962年初，全國召開黨內7,000人大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對大躍進以來經驗進行「初步總結」。會上，劉少奇根據政治局常委討論過的提綱作口頭報告，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反覆重申「不是路線錯誤，是執行總路線的具體政策、具體工作中犯了錯誤」。這實際上是批評毛澤東。7,000人大會結束後不久，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所謂的「西樓會議」。會議上他批評7,000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 這一切都種下了毛澤東要向劉少奇算總賬的種子。其實，毛主席一直防劉少奇，也不無道理，劉少奇也不是省油的燈。他也有想做皇帝的想法。周恩來看在眼裏，也心知肚明，因而他從來不站在劉少奇這一邊。而林彪則公開佔在毛澤東這一邊，反對劉少奇。四年後，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毛澤寫了他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明眼人都看出，這是向劉少奇報仇。毛澤東公開支持林彪為最親密的戰友，做他的接班人。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竟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進行批判。

 

 

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圍繞軍隊內部是否展開文革運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與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發生爭執。該事情被四人幫誣陷為「京西賓館事件」。為及時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每兩三天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會上老幹部與「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愈來愈尖銳。 2月16日，譚震林向張春橋、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關群眾組織打招呼，保上海書記陳丕顯。但被上海的造反派張春橋拒絕，托詞要同群眾商量。譚震林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說完後他表示，即使坐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說：我一生三不應該，第一我不應該活這麼大歲數，看着國家這麼亂，我心痛；第二，我不應該參加共產黨；第三，我當年不應該跟毛澤東去井岡山。江青馬上給毛澤東掛電話，毛澤東讓譚震林接電話，說：「譚震林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啊？你不上井岡山，井岡山是我請你去的嗎？你不加入共產黨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這麼大歲數不也活了嗎？你現在也可以不活嘛！」從此毛澤東對老幹部表態：「這是二月逆流案。」從那時起，毛澤東和絕大部分老革命保持距離，支持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

 

 

諸位讀者，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太多了， 我當時在北京參加本單位的造反派，完全站在毛主席這一邊，反對「二月逆流」，原因是，當時北京亂做一團，北京已經發展到無政府主義，到處奪權，誰是誰非，沒有人說得清楚。這時，我在北京就聽到傳說，毛主席這麼一句話：「文化大革命這把火是我點起來的，但沒想到，燃到全國，我也收不住了。」我相信這句話是真的，因為到了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儘管毛澤東一再呼籲「復課鬧革命」，震盪和混亂仍然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 66、67、68 三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呆在城裡無事可做。毛主席知道，再這樣下去，難以收拾，他於是在夏天親自訓斥了北京的五名激進造反派代表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後來把他們送至監獄。

 

毛主席真是大手筆，1968年12月22日，親自通過《人民日報》發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全國范圍開展了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許多機關幹部被分配到「五七幹校」。據後來統計，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青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人口大遷移運動。可是，中國的大動盪真的開始平靜下來。

 

 

中國人多麼可愛，滿腔熱血地響應號召鬧革命。我發現，自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上的不平靜，發生各項政治運動，你鬥我，我鬥你，包括群眾起來造反，都是從上而下，老百姓「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也就在這個文革關鍵時期，中國各造反派內戰四起，連軍隊都捲入，我自己又被拉進漩渦，既看不到國家希望，也看不到自己前途，就主動把自己流放到國外。諸位讀者，毛主席和康生在文革期間支持四人幫做了多少壞事，死了多少人，罄竹難書。中共中央11屆三中全會把「文革」定調為「十年浩劫」，絕沒有冤枉毛澤東。江青在受法庭審查時也公開承認：「我只是他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但我並不因此把毛澤東一口否定，也不給他「三七開或七三開」，這都是不科學的。我們必需重視歷史事實，功過自有歷史來評說。我真希望，現在的有頭腦的中國人，絕不能再重複過去紅衛兵那樣盲目崇拜一個人，也不希望現在的中國，把一個無辜的好人，無限上綱，徹底清算。文革的教訓，我們必須整理，總結，以免再犯。

 

只有這樣，我們的中國才能真正走向民主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