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視中國為潛在威脅，非始於特朗普；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共和黨的小布殊推翻了民主黨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戰略伙伴關係」，他在2000年5月17日一次演講中表示，「中國不是我們的戰略伙伴，也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同時指出，美國對待中國「不應存惡意，也不應存幻想」。
如非9‧11 中美貿戰或提早20年
2001年美國經歷9‧11恐襲，小布殊政府全力反恐，令人忽略了他競選時對中國的強硬政策，跟前任克林頓已經大不相同。
在小布殊競選時擔任外交政策顧問的賴斯（Condoleezza Rice）曾經在2000年1月撰文，指中國是「亞太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其軍力目前無法和美國抗衡，但這狀况不會永遠如此……中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的角色一直不滿，這意味着中國不是一個安於現狀的國家，而是一個想讓亞洲均勢發生有利於自己改變的國家」。
很多美國的評論都認為，如果2001年小布殊不是遇上9‧11恐襲，他的政府將會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中美貿易戰可能提早20年就發生。
小布殊曾經把反恐戰比喻為十字軍戰爭，隱含了「文明衝突」論（他後來否認美國和伊斯蘭存在文明衝突）。不妨推想，如果沒有9‧11恐襲，小布殊和共和黨右翼會否把和中國的衝突上升到文明衝突的層次？
國務院前高層：中國跟蘇聯不同
中美對抗涉及了貿易、科技、金融、人權以至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幾乎涵蓋了不同領域，但「文明衝突」的論述並不多見，直至最近看到一個論壇視頻，一位美國國務院前高層道出了美國為何視中國為長期威脅的「深層原因」。
論壇名為Future Security Forum（2019年4月29日），主持人（問）是智庫New America的總裁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嘉賓（答）是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2019年8月離任）。整個對談約31分鐘，下面是部分內容節錄：
問： 中國和俄羅斯被視為美國不喜歡的強國，這如何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
答： 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談論了我們重回霸權競爭的年代，這是很深刻的洞見。我們確實把中俄當成強權的競爭對手。
從強權的狀態來看，俄國某種意義上是國際上的倖存者，我們把中國視為未來長時間的根本威脅。
這無關黨派問題，特朗普政府達成的跨黨派成就之一，就是關於對華策略。
問： 你說是威脅，我想說是「對手」更恰當……
答： 我同意可以叫對手。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包括了歷史、意識形態、文化、策略的競爭，其中有很多美國人不了解的方面。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人對於世界的理解和我們一樣，那將是重大錯誤。
問： 那麼與中國的經濟和策略對話還在進行嗎？
答： 這屆政府（指特朗普）非常不同，通曉經濟和金融的白宮工作人員，很早就開始解決中國問題。他們解決了涉中國的貿易問題，但貿易可不是唯一的問題，可能只是中國問題的一個表徵。
中國問題有很深的歷史和策略根源，我們正在更廣泛更深入的觀察中國。
我們試圖尋求一些關於中國的理論。沒有作為基礎的理論，你就不能有一項政策；我們在本世紀並沒有推進這種理論的深入探討，包括關於中國的現况和更廣泛的威脅。
這與對俄關係不同，跟20世紀與蘇聯的敵對也不一樣。當時實際上好幾次我們都接近了核戰。
但是，當我們想起那場競爭中的蘇聯，那是一場西方大家庭中的內部矛盾；馬克思是一個德國猶太人，他創立了一種政治學說，一種你我都接觸過的政治思潮學說。馬克思主義甚至有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成分。
從這意義上，那是很大程度的西方人的內部鬥爭。你看蘇聯一部分是西方，一部分是東方，他們和我們在1975年達成了《赫爾辛基協議》（協議中人權條款為蘇聯和東歐的民運提供了道德和法理支持），這其實是非常西方的概念。
赫爾辛基協議撬開了蘇聯的國門，用人權理念削弱了他們的極權的控制力，這種變化對於中國是不可能的。
現在是一場迥然不同的鬥爭，不同的意識形態，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這個，美國也沒有過這種經濟上的對手。蘇聯有龐大的核武庫和紅軍，但是經濟非常差勁——當情報部門都不這麼想時，列根總統卻洞察了這個真相，蘇聯無法在與西方的科技競爭中存活。
但中國是一個經濟上的競爭者，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競爭者，一個真心尋求全球影響力的國家；我們在20年前沒有預見到。
同時也令人震驚的是，我們史上第一次有了一個非白人的對手（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
問： 這有點像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答： 有點這個意思，但也不完全一樣。所有這些加在一起，讓美國的外交策略部門有些不知所措。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認識到威脅的本質，同時也重視中國人想要完成的目標。
從接觸合作到全面對峙
上面的答案，來自一個國務院政策規劃的高官，應該很真實地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一些根本疑惑——中國跟蘇聯不同，蘇聯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員」，中國卻是一個非白人的對手，是美國（也許是整個西方世界）從未遇過的。
美國上一個「非白人對手」是日本，但時間很短，日本更在二戰成為美國的手下敗將，戰後則成為美國的附庸；美國在日本有駐軍，1985年的《廣場協議》，美國逼日圓升值，令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可以說，日本對美國完全不構成威脅。
小布殊之後的奧巴馬政府推行重返亞洲、亞太再平衡戰略，在經貿、對台軍售、西藏、人權等議題上開始對中國展開攻勢，到了特朗普政府只是延續對抗、變本加厲，到現在已成全面敵對之勢！
面對這個「非白人」對手，美國從接觸合作到全面對峙，對華關係進入了一個長期鬥爭格局。
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新華出版社，2010年）內有關於「中美衝突不可避免」的「預言」。亨廷頓說美國和中國幾乎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沒有共同目標，兩國的分歧是全面的（頁204）；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怎樣的經濟聯繫，根本上的文化差異將使兩者無法同居一室（頁283）。這正是當前中美衝突的真實寫照。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