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失序時代裏 須聚焦平衡〉
危機一：911，文明價值和利益衝突
911這場危機表明不同文明、價值和利益的衝突已經到了無法平衡的地步，突顯了世界大融合是多麼的脆弱。 那時我們剛剛進入全球大融合的興奮時刻，忽然發生了這場驚動全球的危機，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利益和價值體系，以及主導的國際秩序受到非正常和非對等的挑戰。恐怖份子只有幾個人、幾架飛機，兩架飛機在紐約衝入雙子塔，一架飛機在華盛頓衝向五角大樓，還有一架飛機在賓州上空出事了。
這樣的不平衡恐怖對抗其實是後冷戰時代「贏家通吃」的後遺症，當蘇聯東歐的華沙條約國組織垮台的時候，美國老布殊政府向當時的戈爾巴喬夫做出一個承諾，即北約不會東擴。可是今天，北約東擴到俄羅斯的大門口了，現在連同屬斯拉夫民族的烏克蘭都倒向了美國的懷抱。 所以「贏家通吃」的後遺症，是會給全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但911事件從一開始就不是被簡單地定性為恐怖襲擊，而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一場無法避免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明衝突──重心發生質變。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與福山的觀點不同。大家都知道亨廷頓的主要看法是，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衝突將讓位於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
如果說911時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衝突是主要的重心，而在今天的後911時代，基督教和儒教之間的衝突有取代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衝突的趨勢，那就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愈來愈趨激烈，發展模式愈來愈不同。美國撤出伊拉克，撤出阿富汗，其目的是什麼，其目標是什麼？這不是一清二楚嗎！
價值衝突──超越了族群和國界。有如美國內部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之間的衝突，紅州和藍州之間的衝突，進步派與極端保守派之間的衝突都是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這在全球無不如此，中國內地、香港、台灣也是如此。 這樣的價值衝突不以族群和邊界為界限，而是以價值為主導。 韓國社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前反日親華，但千禧年出生的這一代韓國年輕人更願意擁抱日本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價值觀。
價值同盟──族群利益和國家利益。族群利益和國家利益衝突時，能否取代文明衝突和價值衝突？在後全球時代的價值同盟中，不同宗教和不同價值的國民之間的衝突已經日益明顯和突出，但在國家同盟、利益同盟和價值同盟中，價值的脗合是否會超越其它因素成為主導呢？這是一個大問號。是，可能也不是。
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就是個很好的例子。1949年前，蘇聯共產黨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不見得完全支援中國共產黨，蘇聯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就非常密切。1959年後，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同樣的意識形態，依然分道揚鑣。 有時候價值同盟也十分脆弱，國家的利益更加重要。
問題一：如何消除文明、價值與利益的對立？
在價值對立的時代，我們需要思考全球如何更好地融合？我們千萬不能忘記，不管種族、地域和國籍，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是每一個人的天性，是與生俱來的渴望。這是大家應該可以認同的共同價值。如果大家都向着同一個目標努力，就能夠減少衝突，增強融合。
全球化迅速連結世界，其實是各國開放和自信、平等與尊重的產物。我們如何開放國界，敞開心扉，學習新的東西，尊重不同的文明，平等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他者，在這樣一個衝突的時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危機二：反恐戰爭，變革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
外因與內因：從2001年開始的反恐戰爭走過了20年，其結果是20年的阿富汗戰爭，被推翻的塔利班再次班師回朝，阿富汗在幾天之內竟然快速「重播」到20年前的場景。 因此，任何一個變革，外在因素作用有限，內在因素不可或缺，外因是透過內因才起變化的。我們在疫情前去過北非和突尼西亞，當年席捲北非的民主化，就是源於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運動（Révolution de jasmin），但今天的突尼西亞又如何？今年突尼西亞的政局就發生了大動蕩。
再看埃及，拜登的「全球民主峰會」邀請了100多個國家，埃及未能列名其中。埃及民主化之後誕生了穆斯林兄弟會掌控的政府，與西方對陣，最後還是回到埃及的「傳統」，軍事強人重新上台。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任何變革需要自內部發生，外部強力建設的制度幾乎沒有成功的範例，阿富汗、伊拉克、北非都是例證，還有二戰後東歐在蘇聯的軍事佔領下建立的政權都在1989年之後紛紛倒台。
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舒適空間：二戰後蘇聯統治下的東歐各國，與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以及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治下的日本，場景截然不同，結局也不同。 二戰之後東歐各國政體的變化是蘇聯外部強加的產物，明治維新是在美國軍艦耀武揚威下，日本主動開啟的內部變更。
外部強力建設的制度幾乎沒有成功的範例，或許只有一個成功的例外，就是被美國佔領下的日本。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舒適的空間很重要，所以日本最後成功了。
當麥克亞瑟因朝鮮戰爭被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褫奪了軍權，遣送回美國時，日本人夾道歡送，他統治日本期間成功推出新憲法，對日本進行政治改革，普通日本人感受到國家從戰時的帝國體制轉型為民主國家後獲得的自由，土地改革讓農民獲益，對財閥的鬆綁讓他們獲得了重生並刺激日本經濟的復甦，日本人更是希望留下天皇，麥克亞瑟最終也尊重了他們的選擇。
今天我們如果來看俄羅斯、土耳其及中國的發展，走過的道路不盡相同。但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與中國的封建帝制文明是否也決定了其發展模式與西方的發展模式不同呢？外部因素對這個三個國家的發展的影響都是有限的。 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也曾經想找一條親西方的路線，但最終還是誕生了普京這樣的強人，美俄關係也是愈走愈遠。
美國離開阿富汗其實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美國放棄了從外部以手術式的方式去改造他國的想法，同時也放棄改變中國。
放棄改變中國的潛台詞是一個理想的破滅，美國人認為過去40年與中國接觸政策都失敗了，他們原來寄望中國會和日本、韓國那樣發生變更的夢想已經徹底破滅，因為他們希望中國會變得和他們相似，但沒有如願以償。美國放棄了不現實的理想主義，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國家力量的削弱。
問題二：如何確保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不同治理模式？
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在《社會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這本書中提出：「民主並不是美國首創，它更多是促進了民主的一種特別個人主義的形式。」在疫情中，我們看到了美國的極端個人主義爆棚。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疫情之後接受法國《觀點》周刊（Le Point）採訪，他表示：「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干預和準資本主義的混合體。這個國家所關切的，即便不是實現人民的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説明。」
傾注美國大量人力和物力的反恐戰爭，20年過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形依舊。在經歷了兩次「歷史的終結」之後，在後反恐時代，全球尋找不同發展模式自然是答案，但不同的發展模式與治理模式的核心一定是如何確保個人的尊嚴和自由。
危機三：金融海嘯，經濟盲目增長的惡果
問題與誤區：金融海嘯後發生的經濟危機是二戰結束後最大的經濟危機，全球產出首次呈現收縮和負增長。 在這之前，美國的經濟學家與央行都有誤區，認為所有金融危機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美國的制度非常優越，通貨膨脹成功受控，市場的開放與自由市場經濟在全球不斷地拓展，正給全球帶來無限的發展可能。這種認知上的誤區掩蓋了所有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根本性問題，即赤字與債務的高升。
世界GDP在1961年到2021年間只發生過兩次負增長，一次是2009年經濟危機，另一次就是去年新冠疫情。金融危機彰顯了人類對物欲和金錢無底線、無限制、不惜代價的過度追求。金融危機之後，人類的貪婪不僅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日益爆棚，各國央行開動印鈔機，只是將危機轉嫁給未來。
貧富懸殊，經濟盲目增長：過去20年全球經濟快速發展，雖然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但是加劇了全球各國內部的貧富懸殊。我們確保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不是希望實現更加平等的社會和個人的自由？我們怎麼可以讓貧窮與繁榮共存呢？看看戰後全球GDP的快速增長！1820年全球GDP只有1萬億，1870年差不多2萬億，1900年接近3.5萬億，2021年達到65萬億。
GDP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後，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正式提出的，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決定把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總量的主要工具。到上個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GDP概念愈來愈為全球各國所接受。
2022年，就是明年，全球GDP的規模可能達到100萬億，可是全球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卻繼續擴大。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有賴於全球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即中國和印度在過去20年的經濟發展。這兩個國家的人口佔全球總數1/3，這兩個國家的發展縮小了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但我們中國內部的貧富懸殊卻愈來愈大了。
在此引用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發布的《2019年度世界財富不均報告》中的一組數據：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是69億人的兩倍還多。全球幾乎一半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到5.5美元。美元稅收中只有4美分來自對財富的徵稅，也就是有錢人不用交稅，超級富豪可以避免高達30%的稅務責任。
全球有2.58億的兒童，每5個人裏面就有1個人因為貧窮而失學；每100名小學適齡男童失學，就有121名女孩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我們每天有1萬人因為無法支付醫療費用而死亡，而每年又有1億人本來已經擺脫了貧困線，又因為生病再次陷入了極端貧困。
超級明星企業效應：在過去20年的發展中，全球出現了「超級明星企業效應」（Superstar enterprise effect），財富集中在個別超級企業手上。 全球財富也愈來愈集中在小部分的行業裏，包括金融、房地產、高新技術與生物製藥行業，所以全球範圍內收入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中，前10%的公司獲得了所有利潤的80%。
甘迺迪在1968年3月美國大選時到訪堪薩斯大學，他在演講中提及對追逐GDP增長的不同看法：「它衡量的不是我們的機智和勇氣，不是我們的智慧和學識，不是我們的同情心和對國家的奉獻精神。總之，它衡量一切，除了那些讓生命富有價值的東西」。他還說，「即使我們採取行動消除物質貧困，但還有另一項更艱巨的任務，那就是面對折磨我們所有人的滿足感──目標與尊嚴──的貧困。」
沒有錢是不能的，但錢不是萬能的，除了錢還需要做人的尊嚴。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說：「GDP是評估我們經濟健康情況的一種糟糕方式，我們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衡量標準。」
問題三：我們是否過度沉溺於經濟增長的神話？
GDP不會因應利益分配、勞動時間及生態環境等因素進行調整，人均GDP相同的兩個經濟體可能面臨截然不同的情況。
假如一個國家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制度，另一個有着更公平的分配方式，哪個國家的人民更幸福呢？同樣的生活品質，一個國家的國民每天平均工作5小時，另一個每天工作10小時，又會如何？ 再試想，一個國家藍天碧水，另一個國家的土壤和空氣嚴重污染，幸福感又從何而來？以上問題的答案不言而喻，所以，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評估GDP的價值和方法。
我們一直確保經濟的快速增長才能保證就業。過去有個說法，中國達不到6%的增長目標就會有人失業，今天歐美國家如果達不到2%的經濟增長就會有人失業。經濟增長是為了保障就業，但我們也看到了，人口數量會影響經濟增長。 以中國為例，過去40年高速發展的一大因素是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的失去會影響經濟發展，但人口增加又會影響就業率，這不是一個悖論嗎？
我們也看到了人口快速增長與過度消費帶來的後果，過長的工作時間生產不需要的產品，提供不需要的服務。 全球現在物質過剩，大家來到商學院讀書，我們的行銷、廣告和銷售都是在刺激和拉動不必要的消費。在座的朋友，女生你們回家看看有多少雙鞋，男生有多少套西裝，有必要嗎？ 但我們都在不停地去生產不必要的東西，去刺激不必要的消費。
劍橋大學教授、經濟學家科伊爾（Diane Coyle）出過一本書，書名是《極簡GDP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她解釋了為何GDP微小的變化也能決定選舉、影響重大政治決策，決定國家是否可以繼續借貸或陷入衰退。
現在全球都陷入了唯GDP增長論的迷失裏，當然我不是反對GDP增長，儘管有人提出 「逆增長」（de-growth）的概念。科伊爾在書中提出：「GDP是20世紀很好的衡量標準，但愈來愈不適合由創新、服務和無形商品驅動的21世紀的經濟。
她在早前的另一部著作《足夠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Enough）中更是呼籲：「我們如何才能在不犧牲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社會和我們星球的體面未來的情況下，實現我們今天需要的財富增長？」（後續）
〈一個失衡和失序的年代：大動蕩還是大變革？〉三之二
原刊於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微信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