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歐社會論壇聯合其他中歐有關機構發起在法國南特地區籌建一所創新和具有前瞻性的大學——國際生態文明大學，據筆者所知，這將是世界第一所以生態文明命名的大學，也是我們向世界推廣生態文明概念和理想的一個嘗試。不過在命名之初，大家也有過爭議，有建議將大學命名為「可持續發展大學」者，也有建議「生態轉型大學」者，最後筆者提出定名為生態文明大學，獲得大家認可。為什麽以生態文明作為大學的名稱獲得認可？當然有生態文明概念在中國被重視的原因。同時，筆者也認為，生態文明作為一個概念，具有很強的理論概括力，也對當今人類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加快生態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間以生態文明命名的大學
從生態文明概念的緣起看，中國至少在80年代末就有學者提出了十分系統的關於生態文明的闡述，自此之後有關討論一直延續，直到2007年時任中共黨書記的胡錦濤將此概念納入中共十七大報告，使得此概念正式進入中國官方話語的殿堂。近年中國環境持續惡化，大氣霧霾在全國普遍加重，這也同時使得珍惜環境、保護生態系統的意識在中國空前高漲，生態文明一類的概念在有關學術領域、在媒體上甚至在官方話語中的使用率也愈來愈高。
相比之下，生態文明概念在歐美的使用和討論卻不普遍，實際上，即使到現在，歐美關於生態文明的討論也是十分鮮見的。在生態意識高漲，生態保護走在世界前列的歐洲也包括美國，生態文明概念並不普及，原因何在呢？筆者以為，歐洲缺少關於生態文明概念的討論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這一概念為生態轉型（Ecological transition）所替代。在中文語境中，所謂生態轉型（中文往往譯為綠色轉型），包括能源轉型、循環經濟、保護與覆原生態系統、低碳與資源節約型經濟等生態與技術要素。但生態轉型並非僅僅是對目前人類發展模式的某種綠化， 生態轉型也意味着對工業時代開啟的發展模式的全面反思和揚棄，意味着人類必須走出舊模式，探索和接納能夠維持人類與地球共生的永續生存模式，意味着人類必須以新的方式生活、生產、消費、工作和治理。對比之下，這兩個概念有着充分的相通性，二者涵蓋的範圍也基本一致。即是說，歐洲的生態轉型概念基本可以同中國的生態文明概念相提並論。
不過，我們仍然需要追問：這兩個概念之間有着基本的相通性，但又有什麽樣的差別呢？從字面上看，生態文明與生態轉型有着明顯的不同，生態文明表述的是文明的一種形態，盡管這一形態會呈現出何種具體面貌我們還不得而知，而生態轉型則是一個過程。也許，我們可以設想，既然生態轉型是一個過程，那麽這一過程會通向何方？其終極方向難道不就是生態文明嗎？從某種意義上，筆者希望通過生態文明大學的命名所要表達的正是這一意思，生態轉型的目的地即是生態文明。不過，歐洲學界的回答並非如此簡單。最近剛剛問世的由瑞士洛桑大學哲學教授布爾（Dominique Bourg）等主編的一本名為《轉型時代》的著述在一開始就提出向何處轉型的問題，但是，作者的回答並非是生態轉型的目的地即是生態文明。如果生態轉型並非向生態文明邁進，那麽在歐洲專家眼中，其目的地究竟在何處呢？
也許，這就是中國與歐洲在生態轉型和生態文明觀念上的根本區別所在。在中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大量的關於生態文明論述中，生態文明概念或者是一個明確的人為規定的發展目標，或者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在官方話語裏，生態文明或者作為四大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之一而存在（胡錦濤2007年），或者將生態文明建設包括在一個「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發展政策體系裏（習近平2012年）。
超越時代的眼光
在民間關於生態文明學術論述中，西南大學葉謙吉教授的論述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他在1987年即提出：人類社會劃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蒙昧時代，是指人類根本沒有意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為社會的人還沒有產生的時代。野蠻時代，是指人與自然的關係建立在一種征服與被征服的基礎上，人類把自身當成自然界的主人，看成是自然界的征服者的時代。而文明時代，則是人與自然之間建立一種和諧統一的關係，人利用自然，又保護自然，是自然界的精心管理者的時代。他這裏提出的文明時代也即是生態文明時代。他明確指出，所謂生態文明，就是人類既獲利於自然，又還利於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人與自然之間保持着和諧統一的關系。
值得指出的是，葉謙吉教授的有關生態文明觀的論述是具有相當超前的眼光的，在80年代，絕大多數國人才剛剛開始做起工業趕超，經濟騰飛而對環境污染一無所知的發展夢的時候，葉教授已然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問題，並將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作為劃分文明時代的標準。
不過，相對於中國，暫且不論中國的政治話語，僅僅從生態思想角度看，歐洲對於過去、當下和未來的論述同中國的學界的整體氛圍相差甚遠。如今歐洲的思想界，經過了冷戰之後短期的歡快和全球化的沖擊，既要正視民主社會持續存在的經濟增長乏力，又要應對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內外夾擊。面對全球氣候升溫的緊迫性和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歐洲社會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現今仍在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人類已經面臨經濟增長的極限。根據這一結論，人類社會必須徹底改弦更張，拋棄近代以來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並依賴科學技術尋求永續發展的模式和思路。自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的對進步、發展的質疑已從涓涓細溪匯成主流思潮。一些學者走得更遠，他們不僅認為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覆返了，甚至也認為可持續發展的提法也已不能適應目前經濟與環境的形勢。人類不僅要重新界定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要重新思考人與科學技術的關係。從近代直至今天，人類實際生活於一種經濟可以無限增長的幻覺之中，而這一增長的動力即是科學技術。很可能，這種對現存經濟秩序與社會模式的深刻懷疑態度正是「生態文明」概念難以在歐洲被接受的重要原因。同時，「生態轉型」概念廣泛流行，也正是因為這一概念表達的是一個過程而非目的。換句話說，生態文明呈現的是一種確定性，是某種社會發展規律的自我實現；而生態轉型表達的則是斷裂和不確定性。這也正是歐洲目前的社會狀況：大家知道社會需要轉型，而且轉型還有着相當的緊迫性，但是這一轉型究竟走向何地則是不明確的。
鑒於此，筆者覺得用「生態文明」概念命名我們的大學，也是向歐洲注入一定劑量的確定性，這也許有助於點燃後現代、後增長時代的希望與理想。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