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好的時候，陳吉寧還是會在清華大學裏散步。
在成為環保部部長一年零三個月後，他依然住在清華大學分的房子裏。十餘年前，陳吉寧任清華大學環境系主任，他以教授的職稱分到了一套位於清華大學西北門、不到100平米的房子，居住至今。
自1981年考入清華大學，除了中間留學英國並任教的十年，陳吉寧在清華園裏待了24年。從環境系副主任，到清華大學校長，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紮實。
2015年1月，他離開清華園，成為環保部黨組書記、部長。
熟悉他的人說，這個轉身毫不奇特，因為陳吉寧「從來就不是傳統的學院派」。
從高材生到環境系主任
在清華大學環境工程專業就讀本科時，鄒驥比陳吉寧高兩屆。
現任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的鄒驥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那時，陳吉寧名聲在外，既是系裏的第一名，又是學生幹部，用清華大學校內評價優秀生時最常見的一個詞來形容，便是「又紅又專」。
1986年，環境工程系設立首屆「陶葆楷獎學金」，大五的陳吉寧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獲獎者。
中國工程院院士郝吉明那時剛從美國博士畢業回國不久，也在系裏任教。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沒有直接教過陳吉寧，但也和系裏的其他老師一樣，知道陳吉寧是「81級中最好的學生」。
1988年，環境工程系碩士畢業的陳吉寧，由校方公派到英國布魯耐爾大學生物化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一年後，陳吉寧轉至英國帝國理工醫學院土木系，攻讀環境系統分析專業的博士學位，並於1992年畢業。
1995年，已經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研究所任講師的鄒驥，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學。因與陳吉寧是有着共同專業背景的清華師兄弟，同在倫敦的他們熟識起來。
那時，陳吉寧已完成博士後，在英國帝國理工醫學院任助理研究員。閒暇的時候，陳吉寧帶着鄒驥熟悉倫敦，鄒驥則常去陳吉寧家打牙祭。陳吉寧的夫人也是在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讀的本科，比陳小一屆，彼時同樣在英國帝國理工讀博士。等着飯熟的時候，鄒驥和陳吉寧喜歡端着啤酒海闊天空地聊天。
鄒驥回想，英國學術氛圍濃厚，哲學、技術科學、經濟學都有着源遠流長的歷史，這種歷史底蘊也影響了他們倆。「我們的視野、思考方法都有新的提高，我認為我們都認同英國高等教育的優秀文化遺產，認同這種理性嚴謹的學術傳統。」
當時，鄒驥已轉學環境經濟學，陳吉寧則從事環境系統分析。他們交流各自學科裏的理論，也討論已進入後工業發展階段的歐洲國家在環境方面面臨的現實問題。那時，中國經濟尚在中低收入水平的高速發展階段，還難以在環境領域投入巨大資金。而英國、丹麥這樣的國家已在足夠甚至過度投資的背景下爭論環境投資效果評價的問題。他們根據歐洲國家的當下情況，探討如何使這樣的巨額投資更有效，進而認為在中國的環境投資有效性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他們也會談起中國的環境教育。他們認為，環境學科人才僅僅學習經濟學或者工程學是不夠的，必須進行跨學科培養，形成複合的知識結構，學生應同時受到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的訓練。而在純理論之外，學生還必須懂得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了解國家背景，如此培養出來的人才最容易做出成績。
這樣的交流持續到1996年鄒驥離開英國為止。
有關環境學人才培養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早在1994年，郝吉明作為清華環境工程系副主任去丹麥國家實驗室考察，他特地繞道英國，與陳吉寧見面。
郝吉明回憶，那時，學校已與他談過，希望他接任環境系主任。那些年，郝吉明作為系裏的核心組成員，清楚地知道系裏面臨着人才的斷檔。改革開放之後，留校的優秀生很少，尤其是傑出的學生，多數都考慮出國深造。大家討論，如果可能的話，「要把陳吉寧弄回來」。
郝吉明與陳吉寧初步談了談，讓他做一些準備，早日回國。陳吉寧聽了中國的環保情況、環境系的人才隊伍建設，告訴郝吉明，如果有機會，自己願意回國。
郝吉明回校後，和校領導溝通，將陳吉寧作為引進人才進行培養，校方同意了。
1998年，陳吉寧離開待了十年的英國，回到清華大學，34歲的他發揮自己在外國求學和工作的背景，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職稱為副教授。當年暑假，清華啟動資深評審，陳吉寧成為教授。
當時，陳吉寧在英國的工作尚未完全交割，常常兩邊跑。當年十月，郝吉明再次到英國與陳吉寧深談，陳吉寧答應，次年三月，他一定全職回清華報到。
1999年3月，陳吉寧如約回國。一個月後，「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首批特聘教授名單出爐，郝吉明成為清華大學五名上榜者之一。學校希望長江學者可以專心於學術，不再擔任行政職務，郝吉明本人也恰有此意。他向學校申請，辭去系主任一職。學校同意了，並請他提名繼任者。
當時的環境工程係有四名副主任，陳吉寧進入了郝吉明的視野。作為一個本科、碩士都在清華大學唸書，同時也擔任過學生幹部的清華畢業生，陳吉寧深諳清華的運行機制，也對如何培養優秀的人才有自己的體會。
郝吉明與陳吉寧不同，他生於解放前，讀大學的時候正趕上「文革」，所受的教育斷斷續續，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裏成長。而陳吉寧恰好是「文革」結束後的高考生，專業教育完整，再加上他曾在國外留學、任教，有開放的國際思維。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另外幾個副主任都是主要偏向於一個專業領域，比如水處理、固體廢物處理等，陳吉寧學環境系統分析，這個專業需要站高望遠，將經濟、社會、人口等因素結合起來考慮。陳吉寧的視野相對更寬。
郝吉明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學校，學校贊同，並希望郝吉明能做好系里相關老師的思想工作。
郝吉明告知系裏的老教授們自己的這一決定，沒想到得到了一致的贊成。老教授們大多都看着陳吉寧入校、成長，對這個年輕人有好感。系裏的年輕教師們也都表示很服氣。
1999年7月，35歲的陳吉寧出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系主任。
2015年6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於研究處理大氣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及審議意見情況的反饋報告。
2016年3月11日上午10時，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記者會，就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答記者問。
三個小時後，陳吉寧的一位昔日學生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陳吉寧答記者問的文字實錄。「我的朋友圈已經被昔日同學們刷屏了。」
這名學生於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就讀環境經濟與資源管理專業，班主任便是剛從英國訪學歸來的鄒驥。
此時，清華和人大兩校的校領導通過交流決定，兩校應聯合培養環境學科人才，正如同鄒驥和陳吉寧在英國海闊天空談論時所設想的那樣：清華的環境工程系學生可來人大上課，學習經濟、社會、管理學知識；人大的環境經濟與資源管理專業學生，可共享清華的師資，在那裏學習自然科學等基礎課程和工程技術類課程。因課程繁多，本科拉至五年完成，兩邊的學生畢業後，可以同時拿本校的畢業證，以及清華大學的工程學位和人民大學的經濟學位。
鄒驥作為清華的本科和碩士畢業生，此時又在人大任教，他對兩校的課程、培養方案都了解，當仁不讓地成為了班主任以及溝通人。
1998年陳吉寧回校後，也加入到這些學生的培養中來。
鄒驥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他們會每隔一段時間就帶着兩邊的學生，列出各式環保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運用大家所學的經濟學、工程學知識，自由討論。最頻繁的時候一周一次，最少也是一個月一次。
鄒驥對其中的一次討論印象深刻。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由，宣布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
事件發生後，中國尚未給出官方表態，陳吉寧和他立刻引導學生蒐集資料，在沒有標準答案的情況下，根據掌握的理論和歷史知識及政策信息，獨立開展評論，以此培養獨立評判事件的能力。最終，他們聯合署名，將討論結果發在了報紙上。「這樣的討論很有意義，如果僅僅停留在教科書裏，進行脫離實際的討論，課程就會蒼白空洞。」鄒驥這樣評價。
他們也很快發現，這批學生到了高年級之後，在研究各項環境問題的時候，因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雙重學科基礎，分析解決環境規劃管理和政策問題的能力較強。
聯合辦學最終因種種原因只持續了兩屆。他們畢業後，有小部分人被推薦到了清華繼續讀研。
曾在陳吉寧門下攻讀碩士的一名學生梁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陳吉寧相較其他老師，有着自己獨到的教育理念。
陳吉寧曾聯繫自己在全國各地工作的昔日學生，讓自己門下的在讀研究生去訪談有關水業價格的問題。
陳吉寧只負責聯繫、鋪路，其他統統放手不管。能做成什麼樣，幾個學生完全沒有概念。「我發現，他不僅培養我們的學術研究能力，還培養我們的綜合統籌能力。事實證明，對行業的初期了解全都來自於這個暑假的訪談，不少內容在我們最終的畢業論文裏也用到了。」參與其中的一名學生這樣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陳吉寧的這個理念也貫徹在他與學生的相處之中。如果有學生告訴陳吉寧，自己想做一個研究，陳吉寧往往不會直接評判對錯，只要他覺得有一定的可行性，就會支持學生去做，讓對方感受到充分的自主權，而他在這個過程中，再慢慢施以引導。
梁葉主要在環境系的系統分析研究所裏做科研，這個所和原先環境系所成立的水所、大氣所、固廢所都不同，該所更為綜合，師生的專業包括工程、經濟、管理、土木、水利等。這個所傳達的教育理念與過去清華人大聯合辦學以及陳吉寧早期的教育理念都一脈相承。
一名研究所所長曾和別人交流說：「我知道陳老師希望我能成為他那樣的綜合性人才，什麼都懂，但我做不到像他那樣。」梁葉覺得，對方言談裏是佩服的語氣。而在環境系裏，有關陳吉寧的評價大多如此。梁葉推斷，陳吉寧除了學術能力很強之外，還有着高超的人際交往和處理問題的能力，「他情商真的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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