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與現實——香港中學生的升學期望

自2000年行政長官提出在十年內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60%後,自資副學位課程學額由2000/01學年的2468個大幅增加至2008/09學年的26,599個 。2009/10學年開始,踏入新高中學制,專上學額不斷增加,尤以自資副學位的學額增幅最為顯著。在2012/13學年,自資副學位的學額已增加至30200個。專上學額的增加,是否意味升學機會大增呢?香港中學生的升學期望又有否增加呢?
自2000年行政長官提出在十年內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60% 後,自資副學位課程學額由2000/01學年的2,468個大幅增加至2008/09學年的26,599個(註1) 。2009/10學年開始,踏入新高中學制,專上學額不斷增加,尤以自資副學位的學額增幅最為顯著。在2012/13學年,自資副學位的學額已增加至30,200個(註2)。專上學額的增加,是否意味升學機會大增呢?香港中學生的升學期望又有否增加呢?
 

一、新高中的學生教育期望有改變嗎?(註3)

 
根據 HKPISA 2012學生問卷 (註4)的結果顯示,超過一半(51%)的香港學生預期完成大學或以上,而期望升讀大專的則為17%,若再加上13% 學生期望升讀一些文憑或證書課程,則總共有81%香港學生期望接受高等或專上教育。
 
與2009年作比較(見圖一),2012年15歲學生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數上升4%,期望升讀大專(高級文憑或副學士)的人數亦上升4%,相信此變化跟這段期間副學位(sub-degree)課程增加有關。
 
圖一:2012年與2009年的學生教育期望的比較。
圖一:2012年與2009年的學生教育期望的比較。
 

二、家庭背景對教育期望有影響嗎?

 
從分析 PISA 2009及 PISA 2012的數據(見圖二)顯示,家庭社經地位(SES)(註5) 影響學生對自己的教育期望。來自高社經地位(SES為最高10%)的學生,在2009及2012分別有75%及81%期望升讀大學。來自低社經地位(SES為最低10%)的學生,在2009及2012分別則只有28%及35%期望升讀大學,與高社經地位學生相比,差異甚大。
 
圖二:學生的教育期望與社經地位的關係(PISA 2012 及 PISA 2009)。
圖二:學生的教育期望與社經地位的關係(PISA 2012 及 PISA 2009)。
 

來自較富裕家庭的學生,可選擇就讀學費昂貴的自資學位課程或到海外升讀大學,甚或就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再銜接升大學。較少來自草根階層的家長及學生期望升讀大學,原因可能是他們知道香港資助大學的學位嚴重不足,亦未能負擔那些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而選擇中學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學生的社經地位究竟對他們的教育期望造成怎樣的影響呢?現在大多數專上學額是來自自資的課程,而七成以上(72%)這類課程每年學費高達4至5萬元(Chung, 2011〔註6〕),對草根階層學生來說十分昂貴,暫且不談畢業時10多萬的學債,在開學前學生要籌集5千元的留位費,及在開學後不久要繳交超過2萬元的第一期學費,又談何容易。即使他們的學習能力足以應付,部份家庭也可能受到經濟條件不足的制約,以致子女無法升學。

 

三、父母與子女的教育期望一致嗎?

 
在PISA 2012的家長問卷,亦有問到父母預期子女完成的教育程度。約六成父母預期子女完成大學或以上,比起子女對自己的期望(51%)高出10個百分點(見圖三)。在華人社會望子成龍的心態下,父母有較高期望是可以理解的。
 
圖三:父母與子女的教育期望(PISA 2012)。
圖三:父母與子女的教育期望(PISA 2012)。
 
就子女升讀大學而言,若再進一步分析父母與子女的期望是否一致(見表一),結果發現兩者期望一致的佔整體43%,而兩者期望不一致的則佔整體27%。值得注意的是,接近三成父母與子女的期望有落差,其中有19%父母可能期望過高:父母期望子女升大學,但子女沒有這樣想法;亦有8%的子女希望升讀但父母沒有這樣期望。出現接近三成不一致的情況,可能是父母與子女在升學方面「溝通不足」,以致父母或子女期望過高,亦可能是家庭條件或資源不足。這情況實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
 
表一:對子女升讀大學方面,父母與子女的期望是否一致?
表一:對子女升讀大學方面,父母與子女的期望是否一致?
 

總結

 
根據最新一屆的 PISA 2012的數據,就15歲學生未來升大學而言,發現香港父母與子女期望一致的佔整體約43%。但以現在只有約三成的大學學額,必令不少父母及學生期望最終落空。
 
在知識型經濟下,升大學比率過低,將會削弱香港在經濟方面的競爭力。要令香港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高水平,政府宜考慮提供更多資助大學及專上學位,現在更應審慎檢討,尤其是學費高昂的自資專上學額。對於有足夠學業水平的學生,若因家庭經濟問題而放棄升讀大專,是十分值得我們關注的。
 
「知識改變命運」,我們相信通過教育有助草根階層學生改善生命規劃的空間,減少跨代貧窮的出現。就整體青少年而言,政府應有更正面的青年政策,深入聆聽他們的理想及夢想。若升學的機會更多而又更公平,即能讓年輕人對升學抱有適切的希望;同時,企業更積極承擔(註7)以及提供更多不同的職場經驗,將能促進香港人才的培育,更有望加強社會流動,讓青少年能朝着目標作出更理想的發展。
 
註1:資料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2010)《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書。
註2:資料來自葉建源(2012)〈自資副學士往哪裡去?〉
註3:2009年的調查在2009年5-6月間進行,剛在新高中學制實施前,而2012年的調查則在2012年4-5月間進行,新高中學制已實施。
註4:經隨機抽樣選取來自148所學校約4,500位15歲香港中學生填答的學生問卷。
註5:家庭社經地位(SES)是根據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的職業及父母的收入(或家庭物質資源)所建構出來。
註6:Chung, Y. P.(2011). Economic Returns to Postsecondary Sub-degree Education. 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Hong Kong.(PPR Project #4004-PPR-09)
註7:例如於2011年九龍倉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合作展開了一個本土創新性大型的「商界-學校」協作項目。九龍倉集團所提供的資金、職場經驗及在企業、學校及大學間所發揮的協同效應,讓十多所中學得以提供及設計各式各樣有助學生人生規劃及全人發展的項目。研究顯示此項目對升就效能感的提升有初步的成效,值得借鑑。
 
原文載於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香港中心(HK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HKPISA 通訊第14期(修訂於2014年12月27日)。
 

何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