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對所謂「後真相時代」和「假新聞」的關注，以及網絡上一片「fact check」（事實查核）的呼聲中，媒體素養及媒體教育日漸成為學界乃至社會大眾所關心的課題。
而近月有關針對警察的「孤狼式恐怖襲擊」事件，以及當中對事件的報道、閱讀和傳訊，更不禁讓筆者思考當下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由上述事件及其所帶來的爭議，正顯現出當今社會在媒體教育，特別是如何報道、閱讀和應用媒體資訊方面，出現了不少問題。
面對這一狀況，到底我們需要怎樣的媒體素養？媒體教育又應怎樣推行呢？筆者以下便嘗試就此，分享一點見解，與各位拋磚引玉。
現今社會所需要的媒體素養
雖然香港、不同地區乃至國際層面均已有推動媒體素養教育的倡議和政策，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媒體和資訊素養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的推動、美國媒體素養中心（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和台灣教育當局《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的媒體素養框架，以至香港早於2005年便將資訊素養納入基礎教育的課程框架中。
但面對現今媒體和媒體教育的狀況和問題，無疑值得讓我們再次反思，到底媒體素養教育應包括怎樣的元素？筆者認為，作為教育工作者，在培育學生媒體素養方面，應注意以下三點：
1. 教導學生辨別新聞真偽
分辨新聞真偽一直是媒體素養教育最根本的元素之一。不論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媒體和資訊素養」中的「分辨和評估資訊及媒體內容」、美國媒體素養中心所提倡對媒體的「接觸、分析、評估、參與、創造」的循環，以及台灣《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強調的「個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選擇、評估媒體及其內容」等，均顯出辨清媒體報道的真偽，乃是個人應具備的根本媒體素養之一。
在此方面，教育工作者尤其應幫助學生理解媒體的運作，以及媒體報道和生產新聞的機制，對於新聞真實性和正確性的影響。不論是何種對媒體素養的理解和構想，都指出：媒體資訊並不全然真實地反映世界，均是經過篩選、包裝、選擇與組合，並且可能受到記者與編輯者、媒體負責人，甚或政府、政黨或企業的影響（教育部：2002；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2008）。
故此，教育工作者除了幫助學生懂得分辨新聞報道的真偽外，也應辨析特定媒體到底持有怎樣的立場或信念；而這些立場或信念，是否或如何影響它們對個別事件的報導視點和取態，乃至影響所報導新聞的真確與否。
2. 注重新聞當事者行動的倫理幅度
毫無疑問的，倫理幅度一直是媒體素養所重視的重要元素，不管是香港資訊素養框架所強調的「有效和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的「以合乎倫理的方式參與媒體內容的創造和獲取」、美國媒體素養中心的「以合乎倫理的態度反思和運用媒體內容」等，都明確指出培養學生重視和實踐倫理判斷乃媒體素養的根本元素。
這要求教育工作者通過不同方式，引導和幫助學生意識到一件新聞事件中，當事者行動的倫理幅度，並以乎倫理的態度，判斷和抉擇正確的行為方式。
以此觀之，學生在閱讀新聞事件時，應該先懸擱自己或他人對事件當事者立場或信念的認同與否，而先從倫理角度，思考和判斷該事件及當事者行為孰對非孰錯。在這方面，學生也可嘗試從一些基本的倫理學觀點去加以探討。
例如從義務論（Deontology）的角度出發，當事者的行為是否普遍而原則性地正確？有否違反了一些普遍的道德原則或律令，如不可傷害他人的生命？如果從目的論（Teleology）的角度看，當事者的行為自有其目的，那麼他的行動，以及所針對的對象，又是否合符其行動之目的？還是弄錯了行動的焦點，選取了錯誤的對象，因而偏離了原先的目的呢？
此外，學生亦可從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角度，審視當事者的行動所帶來的結果，是否能帶來大多數人的幸福或善？還是他的行動，只會只會刺激起其他相類的行動，帶來更多的負面後果或傷害？教育工作者可以引導學生從各種倫理觀點和討論，思考新聞事件中當事者行為的是非對錯。這也有助學生從閱讀媒體資訊中，養成自己的價值觀和倫理判斷。
3. 意識到新聞的潛在影響
新近對媒體的分析和討論，均已指出媒體不只是報道事件，它還能帶來社會的效應和氛圍，影響人們對事件的態度和觀感，乃至引起相應的行動。正如《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所指出的，媒體已成為現今不少人，特別是青少年的「第二學校」，在其中獲取資訊，養成對事情的判斷，從而作出自己的行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6年有關媒體與應對極端主義的報告中也指出，媒體的不恰當運用和傳訊，會成為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的催化劑；反之，若媒體得以正確地使用，便可為對話、相互尊重和理解帶來助益。
因此，教育工作者應該幫助學生意識到新聞報道對個人乃至群體的潛在影響，例如報道對事件當事者行為偏向支持或讚賞的描述，會否促進某些行動，從而對整體社會帶來影響？與此同時，教育工作者也應引導學生反思媒體報道的這些影響，並從而探討媒體因而應具備的社會角色和責任。這也呼應上文提及的兩點：正確地報道事件本身，以及關注事件當事者行為的倫理幅度，正能讓媒體發揮正面的影響力。
教育工作者應反思自身媒體素養
回到開首的問題：在現今時代，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媒體素養呢？以上所闡述的三項媒體素養的重要元素，不單是學生應培養的重要能力和態度，同時也是對教育工作者的要求和期許。教育工作者在培育學生媒體素養的同時，也應自我反思：自己是否具備這些素養？還是在閱讀、理解和傳遞媒體資訊時，也忽略了這些重要的元素呢？
唯有如此，教育工作者才能如著名國際學者孔漢思（Hans Küng）的「全球倫理」構想所指出的，抱持着大多數人所共享的「具約束力的價值（binding values）」、「千古不易的準則（irrevocable standard）」，以及「個人基本的道德態度（personal attitudes）」，幫助學生應對這個媒體資訊充斥，「難為正邪定分界」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