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與不確定的國際秩序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在內政外交各個領域開始了一系列變化，令人眼花繚亂。在內政方面，在廢除了被視為具有明顯社會主義色彩的奧巴馬醫改之後，最近又推出了被視為是3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由大資本主導的減稅方案。

在外交上，特朗普迅速地從美國人多年來信奉的多邊主義轉型到了單邊主義，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和聯合國多個委員會，減少甚至結束美國對國際社會的諸方面的承諾等等。

所有這些變化，都預示着國際秩序的急劇變化，因為無論是美國的內政還是外交，任何重大的變化都會對現存國際秩序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國際秩序的本質決定了美國在現存國際秩序中的作用和角色。經驗地看，自從美國在一戰期間結束了往日的孤立主義、捲入世界體系以來，這個世界體系的構建和發展一直和美國分不開。這是因為國際體系基本上都是因為大國而產生，因為大國而發展和變化。

沒有大國就不會有強有力的區域秩序和國際秩序。傳統帝國時代是這樣，現代主權國家時代也是這樣。在後冷戰時代，儘管各國在多極化作出巨大努力，但在現實層面，美國仍然起着主導作用。儘管美國這一帝國早已經擴張過度，但特朗普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一直在苦苦支撐着這個體系。不過，現在人們預期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失去主導國際的地位

從一個角度來說，特朗普是個現實主義者，並且這種現實主義是為美國利益服務，值得肯定。至少特朗普本人是這麼看，因為他的口號一直是「使美國再次偉大」。無論是內政和外交，特朗普着眼的是解決多年來積累起來的國內問題。例如他廢除了奧巴馬醫改，認為這個醫改會促成美國發展成為歐洲類型的福利國家，養懶人，拖垮美國經濟；又如最近推出的稅改是為了吸引美國資本回流，並通過國際資本流入來復興美國經濟，拯救美國的中產階層。美國正釋放出巨大外部影響力。

不過，正是因為美國在現存國際秩序中的位置，美國的這些內部變化會釋放出巨大的外部影響力。就經濟來說，這典型地表現在稅改和貨幣政策等方面上。美國是世界上的最大開放經濟體，已經和其他經濟體形成互相關聯的關係，其他經濟體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美國經濟體。當然，這絕對不是說，這些其他經濟體單方面地從美國那裏獲得了大量的經濟利益。

事實是，儘管這些經濟體也的確從美國市場獲得了很多好處，但美國從這些經濟體所獲得的好處更多。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推動了全球化進程，從中獲得了最大的好處。美國的問題是內部問題，主要是因為全球化導致美國收入差異的擴大和社會的高度分化。美國政府的確需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因為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美國內部就會面臨嚴峻的不穩定。

這裏的關鍵是美國處理問題所使用的方法。因為有那麼多經濟體高度依賴美國，美國的方法可以成為這些國家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即對這些國家產生正面影響，也可以成為公共害（public bads），即對這些國家產生負面的影響。

也就是說，既然美國和這些國家的經濟高度依賴性，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經濟秩序，那麼美國在尋找意在解決內部問題的方法時，必須考慮到其外部性，即對其他國家經濟的影響。過去，美國在很多方面的確這樣做了。例如在貨幣政策上，儘管美國主要的考量是美國利益，但也會在不同程度上考量到國際影響。但這次特朗普的稅改，則顯示出美國的極端自私性。

不過，從一個側面來說，這種極端自私性也象徵着美國帝國的衰退，因為這表明美國已經不能為自己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公共品了。激進的稅改完全是單邊主義的舉動。對商人特朗普來說，其中的合理性無可置疑。然而，國際秩序，無論是經濟秩序還是安全秩序，都具多邊性。一旦多邊性遭到破壞，那麼秩序就無從談起了。

美國地大物博，有足夠的條件再次實行孤立主義。以提倡孤立主義者的話來說，就是美國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亞新社）

國際撤退主義

人們可以把這種現象稱為美國的國際撤退主義，而這也是很多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同盟所深刻擔憂的。美國在國際社會的撤退有其深刻的內部原因，因為內部力量已經不容許美國支撐其絕對的領導地位了。但美國的撤退必然影響到現存秩序，因為作為秩序主體的美國動搖了，這個秩序本身也必然動搖。

這也就是這些年來國際社會所爭論不休的問題。一些人希望美國能夠支撐下去（霸權理論），一些人希望其他國家，例如中國來接替美國的位置（權力轉移理論），也有人把美國地位動搖的根源歸諸於中國的崛起，因而主張遏制中國（爭霸理論）。

美國的國際撤退，對其盟國的影響更甚。美國的同盟不僅在經濟上高度依賴美國，在安全上更是美國安全體系的內在一部分。或者說，因為長期以來對美國的高度依賴，這些同盟國並沒有自身獨立的安全體系。

一些國家也預見到了美國的國際撤退，已經開始構造自己獨立的安全體系（例如日本），但是要構建這樣一個獨立的體系，不僅要花費巨量的財力，更需要時間。更嚴峻的是，對一些較小國家來說，構建這樣一個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小國家無論何時何地都需要大國的保護。很容易理解，很多美國盟國對特朗普的國際撤退已經大為不滿。

進一步而言，美國的國際撤退並不意味着國際秩序的消失。就其本質來說，國際社會需要一個秩序，一個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社會是無法生存下去的。歷史上類似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經常出現，包括中國的戰國時代、歐洲一戰和二戰時期等，這些時期都充滿着血腥、暴力、戰爭和殺戮。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世界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這樣的情況，例如中東地區的戰爭、伊斯蘭國和全球性恐怖主義。對戰爭和死亡的恐懼，表明各國對國際秩序的剛性需求。

尋求他國維持國際秩序

也就是說，美國國際撤退所騰出來的空間，很快就會被其他大國或者政治力量所填補。這裏所包含的不確定性同樣巨大，很多問題有待回答。例如，會出現另外一個與美國同樣強大的國家嗎？如果有，那個國家有意願替代美國嗎？儘管很多人相信國大必霸，但經驗地看，並非這樣。美國從國際撤退留下的空間，一個大國之所以被視為大國，不僅僅是因為其各方面的實力（包括經濟、軍事等方面），更是因為其有強大的意願提供區域和國際公共品。區域和國際秩序本身就是公共品，而大國必須比小國提供更多的公共品。

歷史地看，並非每一個大國願意做這樣的大國，即使有能力，也未必有意願提供這種公共品。例如一戰之前的美國並沒有這種意願，而數千年的中華帝國儘管強大，但根本沒有發展出這種秩序概念。這也就是今天各國密切關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一舉一動的原因，因為中國被視為是唯一有可能替代美國，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國家。

如果沒有另外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出現，那麼是否會出現權力多極的現象？這些權力極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它們之間是否可以和平共處，還是群雄爭霸？歷史地看，儘管也有很多時期存在各個帝國並存的情況，各帝國內部維持着秩序，但帝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爭霸）也是不斷的。近代主權國家產生之後，更是戰爭連綿不斷，尤其是一戰和二戰，直到一個有效的國際秩序的出現。

美國減少對國際社會的安全承諾，還不至於產生即刻而巨大的負面影響，因為人們相信美國在今後很長的歷史時間裏，還仍然會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強國。只要美國的軍事仍然是最強大的，美國的軍事威懾力仍在。而美國在國際社會的經濟撤退，則可能是致命的。

原因很簡單，因為經濟利益是美國在世界各地軍事安全捲入的基礎。也就是說，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捲入、當國際警察，並非來自美國的國際主義道德，而是來自於其所獲取的巨大經濟利益。那麼，如果一個地區沒有了美國的經濟利益，那麼美國還會繼續當這個區域的警察嗎？

走國際孤立主義之路

這個趨勢是更多國家所擔憂的。美國會不會再次走向國際孤立主義？美國是有這個傳統的。1890年代，儘管美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的最大經濟體，但其並無意願捲入世界事務。美國地大物博，有足夠的條件再次實行孤立主義。用美國一些提倡孤立主義政策者的話來說就是，美國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活得好好的。

今天的美國一方面進行國際撤退，另一方面加速開發國內能源、吸引美國資本回國、再工業化等等，這是否意味着美國正在走向一種新型的孤立主義呢？

除了上述這些不確定性外，還有兩個同樣重要的不確定性。第一，美國的國際撤退是臨時現象，還是長期趨勢？一些人認為美國沒有衰落，仍然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今天美國的國際撤退主義，完全是特朗普個人的錯誤決策，因此是暫時的，等特朗普時代結束了，美國會回歸正常國家；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個大趨勢，是美國衰落的必然結果，國家的興衰猶如潮起潮落。不過，一個比較符合經驗的觀察是，美國的確在相對衰落，但衰落既是美國所不願的，更是長期的。

這又引向另外一個不確定性，即美國的相對衰落會不會導向戰爭。這就是這些年來，美國一直在討論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命題，或者「修昔底德陷阱」。一個衰落中的大國恐懼於另一個國家的崛起，這個深陷恐懼的大國，要在另一個變得足夠強大的時候來遏制，甚至消滅它，因此發生了戰爭。

這個不確定性遠遠甚於其他所有的不確定性，因為歷史上畢竟曾多次發生過。根據哈佛大學一個研究團隊的計算，從1500年以來，一共有16次所謂的權力轉移（從現存大國轉移到另一個新興大國），但12次發生了戰爭，只有4次沒有發生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