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過去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美國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兩黨都受制於它。儘管民主黨和共和黨，一個左一點，一個右一點，但都不能離開中產階級太遠。換句話說，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為美國兩黨之間達成共識，創造了物質上的條件。一旦中產階級萎縮，共識政治變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兩黨政治極端化的力量。
其次，美國確立了政治正確的內部意識形態。美國儘管是一個自認為言論自由的國家，但並非什麼事情都是可以討論的。像種族分化、文化分化、宗教分化甚至社會分化等課題，都被視為政治上不正確，因為公開的討論會導致衝突的表面化。儘管不討論並不表明這些問題就不存在，但美國民主政治表明，如果一個問題不被討論，就不會成為政府議事日程的一部分，就不會被重視。這樣，那些刻意不被討論的問題就一直累積下來，久而久之就會爆發出來。
再者，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僵化。美國一直視自己為民主的典範，民眾受制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制約，相信自己國家是最好的。除了少數冷靜的學者，很少有人去反思民主政治的弊端，沒有政治人物採取行動來改進民主政治的運作。相反，美國一直極盡全力向全世界推廣民主，認為只要民主化，一切才會是好的。
今天，特朗普的激進言論或許誘發了政治暴力，但促成美國中產階級憤怒的，則是美國的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根據馬克思的觀點，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了，上層建築也必須跟着變化。美國的政治暴力表明，當上層建築（政治制度）不能跟着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暴力就變得不可避免。
促動經濟基礎變革的，是全球化及其由此引發的產業結構變化。1980年代以來，美國是全球化的主體。這一波全球化主要是由資本驅動的。全球化在為美國造就了大量的財富的同時，也導致了收入差異的加大。那些能夠參與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資本家）獲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沒有能力參與的則成為受害者。全球化也導致了產業在全球範圍內的轉移。但舊的產業轉移出去後，新的產業並沒有及時形成，製造業的衰退影響了美國的就業結構。美國的產業向金融業和訊息產業發展，而這些產業往往不能產生中產階級。因為技術的進步，一些傳統上能夠為中產階級提供工作機會的產業，也被大量縮減工作機會。這使得原來的中產階級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他們的工作要麼被資本所剝奪，要麼被掌握低端技術的底層（包括外國工人）所剝奪。而在工作被剝奪的同時，他們原來的生活水準也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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