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市民愈來愈無法置業，基層市民排隊等候公屋也愈等愈久，形成人所共知的房屋問題。
不少人以為房屋問題純粹是土地問題，政府也把找尋土地視為解決房屋問題的唯一方法，不過這個說法過度簡化，甚至可能是離題的。
土地不足並非唯一原因
先看本地因素，香港房屋問題的惡化始於2002年以穩定樓市為目標的「孫九招」，在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任內深化（詳見註1），政府行為扭曲了市場，地產商得以操縱，樓價飇升至市民不能負擔的「癲價」，地產商得了暴利，市民變相向地產商「交重稅」，成為隱形的奴隸，這個現象尤其打擊年青一輩，十多年來他們的工資增長，遠低於樓價升幅，結果愈住愈細，情況惡劣。
再讓我們放眼世界，全球發達國家都有樓價飇升以致人民置業難的現象，本文介紹英國、澳洲和美國的數字（註2-4）， 2004年左右（稍遲於「孫九招」），三地的擁有居所率 home ownership rate 大致同步開始下降，在英國和澳洲，愈年輕的組別跌幅愈大，英國25-34歲組別受衝擊最大，數字跌了幾乎一半，美國方面則以35-44歲組別所受影響最大，仍然算是相對年輕的一群，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5歲或以上的老人組別的擁有居所率，在三地都逆着大勢錄得輕微升幅，似乎他們享受了這個歷史時期經濟演化給予的某種優待。
英國、澳洲和美國相對於香港土地遼闊，沒有土地短缺問題，卻跟香港同樣出現樓價飇升以致人民買不起居所的房屋問題，土地顯然不是必然原因，更不要說是唯一原因，把焦點放在土地去解決房屋問題是管中窺豹，錯失全局。
老人不應指責年輕人懶散
值得玩味的是造成老人組別擁有居所率上升的經濟背景，這批嬰兒潮人物成長時，在戰後全球經濟復甦中得了不少好處，成年時期又取得各個經濟領域的高位，如今退休後，還能藉着累積的財富，在金融遊戲中尋租，可謂佔盡天時之利，也側面反映資本主義發展的極致，讓早點持有資本的人得到不成比例的回報和舒適生活，使後來的勞動者難以多勞多得，形成老人欺負年輕人的表象。我屬於嬰兒潮一代，以上所說不是批評同輩，只是想指出時代背景影響一代人的命運，我們必須感謝時代的賦予，以及了解年青輕人對社會不滿的新時代背景，不要隨便說「我們勤力，年輕人懶散」之類令他們氣餒的說話，如果我們真正關心香港社會，就要與大家一起思索怎樣調節社會的運作，讓中下層市民的勞動得到合符比例的回報，讓我們一向重視的多勞多得，得到體現。
回到解決房屋問題，政府和市民必須抛棄過於簡化、只看土地的一元思維，應該多從全球大局、經濟體系、政府功能、社會責任等多維角度深入探討，才能得出針對多因素問題的多元答案，通過多軌並行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圓滿解決香港根深柢固的房屋問題。
註1，《草雲居》2017年3月5日：〈住屋是社會安定之本，房屋政策必須重歸正軌〉
註2，英國居所擁有率下降的報道
註3，澳洲居所擁有率下降的報道
註4，美國居所擁有率下降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