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各界精英於19世紀末期開始，對英國殖民主義在亞洲的步步開拓取得的各項功利和影響，實在羨慕得口水直淌（參照章炳麟的說法）。日本殖民主義者中，很多人具有「亞洲至上」的抱負，相信亞洲民族的素質不比歐洲民族的素質低，於是鼓吹「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要把白種人殖民主義驅趕走（參閱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裏豐富的歷史闡述，尤其是第一章；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假如他們一直堅持這個一視同仁的「亞洲至上」主義，也許他們真的能夠如他們自己宣傳的一樣，在歷史上留下「亞洲民族解放事業先驅」的美名。可是他們接着做的實事，卻是亞洲人殖民亞洲人的「肥水不流外人家」的野心勃勃項目。
台灣是日本仿效英國殖民主義的先例
遠離大陸的中國台灣就是日本殖民主義者最早要做給世界看的試驗田：他們力求向世界顯示，亞洲人自己經營的殖民地，不遜於白種人經營的亞洲殖民地。「1895年中日戰爭清廷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官民哀求反對無效，乃宣告獨立［於清廷］以冀望獲得國際干預救援，並進行武裝抗日」（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引自《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論文集，頁239，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版）。
鎮壓了敢於武裝抗爭的台灣義士後，日本就做長期發展的規劃。因台灣是個大島，主持台灣的殖民主義勢力以日本海軍部門為主——日本海軍高官很多是留學西方的海歸派，相對開明進步，不像日本陸軍軍官多數那麼封閉守舊。所以，日本殖民統治中國台灣，比日本殖民統治中國東北，大的方針和細的做法要開化通達很多。日本殖民主義者的長遠目標，是要讓更多亞洲區域的居民，能從原屬中國的台灣在日本管治下的發展成果中「受啟發」，不去抵抗日本下一步殖民主義擴張，當時東南亞也是日本的目標。
我多年困惑的幾件大事中，有一件便是「為甚麼台灣本省人大多數至今對日本殖民主義不那麼仇恨、不徹底否定？」
為何台灣人不仇恨日殖？
1980年代末我去台灣實地調研，當時距日本戰敗撤走已40多年，其後台灣一直處於中國國民黨的軍政管治之下，不許進口日本殖民主義的宣傳品，通過各級教育和文化事業高揚中國抗日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同時打擊曾跟日本聯手治台的骨幹。假如台灣本省居民大多數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溫和態度乃至正面的記憶，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而是早年受日本的宣傳而上當受騙，那麼，經過此後幾十年的反覆「消毒」，也該消得差不多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同台灣本省的幾代人的交談中，我得到的回應是：「日本人統治台灣五十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業，台灣社會的開發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義末期，台灣省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當時全中國各省份裏面，名列前茅（詳細資料可參閱 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 edited by Ramon Myers and Mark Peatt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台灣各界人士對上述柯文哲有關殖民主義的評價，雖然多有批評，但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佔領期間台灣近代化（即中國大陸所言現代化）的多種成果。
相對而言，英國殖民主義在亞洲的客觀進步效果比荷蘭等其他歐洲殖民主者更多一些；比較在全世界由英國開拓的殖民地中，香港的治理屬於最好的一類。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就整體而言遠比不上英國的開明，不過在日本佔領的殖民地裏面，台灣算是經營得最好的。如果讀一讀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中後期（尤其是1850年代的十年裏）對多國殖民主義的評論，他們抨擊最嚴厲的，其實是俄羅斯在亞洲的行為，認為其野蠻和掠奪的性質特別惡劣。
所以，對於殖民主義歷史，我們要仔細分析，而不能簡單臉譜化視之。
中國夢與馬克思肯定的普世主義價值
香港和台灣，得益於地緣優勢，比中國內地更早、更快地捲入了現代化的世界大潮，在全球化的歷史維度上，先走了好幾步。鄧小平具有大歷史眼光，他當年鼓勵習仲勳、任仲夷等人要領導廣東省「先走一步」，比內地更早地通過參與全球化來推動現代化，看中的正是這一點。
東南邊緣跟大中國版圖上的西北邊緣正好相反，在比較現代化的大尺度上，新疆和西藏是「後走了好幾步」。這個關鍵的區別使得北京的政治中心無法把對待西北邊緣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運用到東南邊緣，因為如果那樣做，就那好比是把管治草原牛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用來管治海洋魚群。
香港和台灣的幾代人都得益於先行幾步的現代化成果，其中也包括政府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成分，儘管在起始點上他們的前輩是被大炮逼迫的。時到如今，絕大多數人不會拋棄這些，也不會忘記這些，任何愛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宣傳，都無法讓他們做到全盤否定被西方和東方最發達的強權長期統治取得的客觀成果。
按馬克思的大敘事背景的看
這裏多講了一點馬克思的殖民主義理論和比較現代化的歷史，用意並不純粹是作學術探討，而要通過這些看似抽象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引出一個道理：北京的中央政府對待香港（這是緊迫任務）和隨後對待台灣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應該置於這樣的大敘事背景之上，因為此類大敘事是經過世界史檢驗的，基於大量的事實考證。否則，像馬克思那樣的理論批判大師，不會在很多年裏反覆闡述：我們對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拓展的巨大功過，不可抹殺（對此大題目願意進一步探討的讀者，可詳閱 Umberto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中文譯本最早由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內部發行《馬克思與第三世界》；以及資料匯編輯：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edited by Anne Bailey and Josep Llobera）。
北京政治中心對待香港和台灣這兩個先進的邊緣地區的政策，其大方向若不是與上述的大敘事接軌，一定難以做好。中國夢裏面，一定要有足夠開放的空間，容納馬克思站在世界歷史高度讚賞的那些普世主義價值——那是人類進步的大方向，不可以跟它對着幹。
被邊緣衝擊的中國夢（下）
原文刊於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