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者周永新：做研究不只是看數字

我會從較軟性的角度討論這議題，或者說一說我和團隊研究的心路歷程，以及為何最終推出老年金計畫。林鄭月娥曾在不同場合提過，面對這個議題（全民退保）不能感情用事。她沒有詳細解釋什麼是感情用事，但我相信她的意思是，如果你們堅持下去，就不會有什麼結果。我相信她說的感情，不是我們一般說的感情用事、emotional 或者純粹用直覺指導，她的意思是大家不要堅持自己所爭取的來面對退休保障問題。

我自己做這方面的研究，我一直覺得情很重要，民情很重要。你如果不理解實際情況、一般市民對退休保障怎麼看，無論你的數據怎麼精確，無論你的理財觀念如何貫徹始終，都不能做出一個適合市民大眾的退休保障制度。

我想解釋一下，因為坊間似乎有很多方案，其實我的團體只提出一個方案，就是薪俸老年稅方案。作為一個退休保障研究者，我自己對這個問題在過往二、三十年裏，也轉變過自己的立場——或者看法、建議，不下五、六十次。我想，作為一個研究者，是跟着實際民情作轉變的。在我交了報告後，發覺僱主和僱員對交老年稅都很抗拒。尤其僱主方面，幾乎百分百不同意。打工仔也是很大保留，這個大家都明白。所以情形轉變了，是否可以政府自己承擔呢？可否將生果金轉為老年金呢？這些不是方案，只是一個研究者對情況轉變後的不同觀點。之後我也提過，如果民情真的很抗拒一些很富有的人士也得到老年金的話，可否定下一些標準，讓那些真的很富有的人只可領生果金，不可領老年金呢？就着民情的轉變，可否提一個建議，是大多數市民可以接受？

說回做這個研究，最後提出的老年金，其實在交報告前一兩個月才做決定。在這一兩個月民情對我們有很大影響。到了最後，我們看生果金、長者津貼，得出一個數字，就是政府在2013年，直到交報告前兩三個月，消息指超過40萬長者在領取。在社會裏，有約100萬65歲以上的長者。綜援不是退休保障一部份，長者（領取）綜援是（解決）貧窮的一個措施，全港市民如有需要都可申請綜援，不是特別為長者設的。在100萬長者中，撇除15萬綜援長者，其實大部份已經透過長者生活津貼，因應其經濟上的需要領取2,200的津貼。我們認為在當時已經去到一個情形——所謂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已經從少數，變為超過一半的多數。因此我們再進一步去做時，就必然不是再找什麼有需要的長者去幫助，而是進一步使所有長者在退休時，有一個更穩定和安心的退休保障制度，這是當時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我們跟一些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訪問，問他們申請時有什麼困難。長者告訴我們，政府所訂的資產（限額）令他們很困擾。工作了一輩子，你說有沒有20萬資產，很多承認是有的，但為了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他們只夠將資產轉移給子女，或者隱瞞。這樣一個制度，可不可以讓長者安心？讓他們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另一方面，剛才黃友嘉博士提到的強積金，第二或三支柱。我在1998年，在開始成立強積金時做過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直至2008年。強積金讓所有有收入人士能儲蓄，為未來籌謀，這個意義很重要。但當我們做研究便要想想，社會由當日到今日也一樣，對強積金有很大怨言。作為一個退休保障支柱，它發揮過什麼作用呢？

實際上，即使從1998年開始，我們計算到，即使你工作三、四十年，你退休後所能夠得到的替代率，即是你退休後的生活，只是百分之二十二。這個已經是平均數。我們當日做研究，訪問了很多打工仔，尤其是入息中位數之下的人士，當時是14,000元左右，好清楚的告訴我們，戶口內只有十多萬元。到今日為止，平均來說積到的錢是二十多萬，以這個數目，就算如黃友嘉博士所言，三、四十年後作為一個中位入息的打工仔可以儲到一百萬。大家想一下，這筆錢到時作為退休保障作用，尤其是在說退休後不是十年八年，不再是人生七十古來稀，而是人的壽命——女的92歲，男的87歲，如何作為退休保障？我們不是否定強積金的作用，但只能夠作為其中一個支柱，這點我們很肯定。當我們訪問的時候，真的感受得到，尤其賺一萬或更加以下的人們，由於對沖制度，所有積回來的（強積金）僱主的部份全都沒了，大家可以想像心情如何。我們做訪問時他們說，工作了十五、六年，十萬也沒有，強積金能發揮到什麼作用呢？

我們所想的，不單是低收入人士，我們做研究時訪問很多人，中產階級的，有一、二百萬積蓄的。我很記得有一次上電台，一個中學教師打電話來，說他今年72歲，之前在中學做了幾十年，60歲退休，拿到二百多萬，用了百多萬，現在只剩八、九十萬，他說真的完全不敢花錢，因為你不知道自己活到何時。記得有一次林鄭月娥司長在電台說，如果你有一百萬，放在銀行可以有五厘息，真的有個公眾打給她說，我現在有一百萬給你，你保證我每月有五厘息。這是現實、民情來的，我們訪問時遇到很多中產人士，這個叫長壽風險，不是政府只說的低收入人士。即使你是中產階級，退休後有二、三百萬的人士，我想你們也很驚慌，做一個手術也不見四、五十萬，那如何用錢呢？

我希望，今天說的話（雖然）未必打動到你的心，但做研究不是只看數字，我們要看民情，看市民的反應。他們要看到退休後生活如何保障，我覺得在政策制定中，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