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國熱的出現，啟於明末，盛於清康乾年代。但不少學者認為應從元代馬哥孛羅到訪中國開始計算，可是有關馬哥孛羅遊記（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 or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or commonly known as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的歷史真確性仍是史學家爭論的題目；關鍵是元代史冊完全沒有提及馬哥孛羅這個人，而這本遊記是由馬哥孛羅在1298年到1299年間於熱那亞監獄中口述，作家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以古代法語記錄，因歐洲要到1450年才有活字印刷品出現，故馬哥孛羅遊記是以抄本流傳於歐洲大陸，現存150種不同歐語抄本，也有不少錯漏和不足之處，故只能作中國歷史遊記故事看。而這本流行歐洲中國遊記，曾吸引不少冒險家遠航東方。但這種探索東方活動並未帶動歐洲中國熱出現，明代的海禁和封關減低中外接觸，只有一些絲綢商旅和東南亞華商往返，提供有關中國的一點兒情況。
歐洲中國熱始於16世紀
被喻為「上帝兵團」的耶穌會於1540年成立後，本着「守護和宣揚基督生命學說的精神」，開始世界傳教活動，創會人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出身西班牙貴族軍人背景，成立耶穌會不久，他的摯友和創會會員沙勿略（Francis Xavier）便出發到葡屬印度果亞、嗎六呷和日本宣教。但他計劃到中國大陸未能如願，於1552年死於廣東沿海的上川島。他的遺願於30年後，由同會利瑪竇達成，展開中西文化學術深入接觸，亦帶動歐洲中國熱的開始。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建造一個豐衣足食強國，也注重中國國際化和融入國際社會。當國內富裕階層將子女送到歐美名校就讀，學習西方知識文化，是上進實務的表現。相對上，歐美人士選擇來中國學習，多是因為喜愛中國文化和中國強大市場有關，但程度遠遠比不上350年前清康乾盛世。探究主因，中國到明代的國際影響力已遍布東亞和東南亞各地，有不少中國人在這些地區留下足蹟，更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和發展，中國當年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影響力，是亞洲之冠。傳教士走訪這些周邊地區時，不難發覺當地受到漢語文化影響很深，故定下目標，進入中國是必然方向，學習漢語文化更是重要一環，這才是西方注視中國的開始。經傳教士回歐洲後努力推介，漢學（sinology）於18世紀熱烈流行於歐洲上流社會，能學習和掌握漢語文化是當年身份象徵。
晚清西學中用使中國文化落後西方
現代不少外國大學設有 Chinese Study（中國學研究），與盛行於清代的 sinology（漢學研究）是有一定的分別；前者是指對現實中國的研究，後者是指傳統中國的研究。中國政府嘗試在外國推銷孔子學院正是後者，但忘了外國人的興趣是前者，他們希望多了解現今中國國情和文化生活，以便日後可在中國發展事業，並沒有多大興趣研究遠古儒家思想和歷史文化。再深層次了解，就是現代中國太西方化了，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沒有適當提升，不要說外國人不甚了解，連中國人自己也不十分重視。這個現象不是源於現在中國政府，而是清晚期西學中用開始，到民國政府全盤西化有關，這樣的發展到現在仍沒有停下來。中國歷史自四大發明後，已沒太多東西值得中國人自豪了。其中不少具中國特色的寶貴文化資源，如中醫藥學、環境建築學等，也得不到全力資助研究發展，早已被西方追趕，遠遠超前。從西方430年前開始認真學習中國語言文化，發展到漢學熱的歷史變化，十分值得我們回望和深思，中國以後在國際舞台發展中，應該走哪一種方向呢？
梳理清代歐洲漢學發展歷史並不簡單，漢學源於耶穌會士對中國的認識，可是歐洲各國在宗教權力上出現轉移，漢學研究的發展，也出現了不同年代不同歐洲地區，出現不同國籍漢學家的成果。從16世紀末羅馬教廷意大利和葡萄牙主導開始，到17世紀的德國，18世紀的法國和19世紀加入英語系的英國和美國，正是漢學研究的代表年代和國家。當中界線不是十分明確，從事漢學研究上，歐洲各國學者仍是不斷進行中。而且漢學研究已不再局限於傳教士，已發展到歐洲本土文人學者，其中能翻譯中文著作，或是著書介紹漢語語文的，多是著名漢學家。他們除了寫作不少有關中國的文化、政治和歷史書籍外，還將儒學經典如《大學》、《中庸》、《論語》、《禮記》等翻譯成拉丁文或各種歐洲語文出版，是漢學西漸或西學東漸的主導者。
16世紀以來 西方大量生產有關中國的著作
有關中國的西文著作，除了16世紀末的利瑪竇 Matteo Ricci（意）、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意）、門多薩 Juan Gozalez de Mendoza（西）等人外，踏入17世紀著名的漢學名家有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法）、陽瑪諾 Manuel Diaz（西）、殷鐸澤 Prosper Intercetta（意）、基爾謝 Athanasius Kircher（德）、曾德昭（謝務祿）Alvaro Semedo（葡）、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比）、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意），抆查（門澤爾）Christian Mentzel（德）、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比）、米勒 Andreas Muller（德）、魯日滿 Francois de Rougemont（比）、尼霍夫 Johann Nieuhof（荷）、李明 Louis Le Comte（法）、諾埃爾 Noel Alexandre（德）等人。
踏入18世紀，法國的影響非常明顯，代表人物有洪若翰 Jean De Fontaney（法）、衛方濟 Francois Noel（比）、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法）、宋君榮 Antoine Gaubil（法）、蔣友仁 Michel Benoist（法）、傅爾蒙 Etienne Fourmont（法）、馬若瑟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emare（法）、德經 Joseph De Guignes（法）、其他非法籍同期漢學家有：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意）、卜彌格 Michel Boym（波）、巴耶爾 Theophil Gottlieb Siegfried Bayer（普）。粗略統計，17世紀在華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著作共149部，18世紀已增至751部。其中內容包羅萬有：文學、戲曲、宗教、醫藥、藝術、哲學、禮儀、社會生活、語言、譯文、時事、科學、歷史、天文、地理、天文曆算等等。18世紀在華耶穌會漢學作品以法國為首，有43名作者共420部作品，其次是葡萄牙9名作者共17部著作、意大利7名作者10部著作、德國6名作者有25部著作、比利時有5名作者共11部作品、奧地利只有4名作者但有37部著作，可見18世紀是歐洲漢學的豐收期。
至於19世紀漢學研究，已出現英語系水平超越法語系的現象，拉丁文著作更完全退出漢學研究，因篇幅關係，將另文再討論19世紀的漢學發展。回顧清代漢學熱潮和現今中國學研究發展，最大分別是當年主導學習漢語文化是歐洲各國，中國方面表現並不積極和沒作適當配合。而現今中國學研究是雙向的，不少在歐美的中國研究所是華人主導，提供有關學習中國的支援。此外，中國政府亦希望推銷中華文化，在國外廣泛設立孔子學院，在國內大力表揚有成就的中國人，不論是來自港、澳、台或外僑，有中國血脈而有國際成就的，便屬為國爭光。
但細看有成就的華人，幾乎大部分是受外國教育培訓，非中國本土所出。可見中國現代文化科技水平，和世界相比，仍有相當距離，中國人不應被國庫充裕的表象錯誤引導。從歷史發展方向分析，中國需要在漢語文化上重建一套廣泛流通的標準，在思想和德育建設上建立具中國特色的高水準，而不是集中追隨西方科技發展。若語言文化等能得到適當支持變革，當這一切成為一個體系後，強盛的中國便自動受到各國尊重和學習，漢學熱潮必重現於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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