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與文明轉型

政府的承諾不僅需要社會輿論的監督和推動,而其真正落實更是需要對社會發展模式、國家的治理方式,公民的參與方式和途徑進行徹底更新才能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
全球氣候談判,如從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全球峰會算起,已經走過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程。儘管在此期間,各國就碳排放達成過京都議定書,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氣候變暖造成的災難日益明顯,科學論證一步步精確,於此相比,全球談判進程卻呈現出愈來愈緩慢的態勢。尤其是2009年哥本哈根締約方第15屆大會沒有能夠達成可以取代《京都議定書》的協議,使得全球輿論大失所望。自2010年起,全球氣候締約各方不得不重啟新一輪氣候談判。按照預期,這新一輪談判將於2015年在巴黎結束。於是世界輿論又將希望的眼光轉向了巴黎。甚至有輿論將正在舉行的巴黎第21屆氣候峰會視為拯救人類於氣候變暖的最後一次機會。然而,此次巴黎氣候峰會能否達成一個有約束力的足以控制地球在本世紀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的協議,到現在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編按:文章刊登時已達成協議)
 

世界歷史轉折點

 
在筆者看來,此次巴黎氣候峰會達成協議的希望與困難共存。相對於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巴黎峰會達成協議的條件顯然較為成熟。作為此次會議的東道主,法國總統、外長以及民間氣候大使穿梭於世界各國進行外交遊說,法國國內公民社會、企業、專家、輿論等空前動員。法國在會議的組織工作上也費盡心血,企圖為各國達成協議創造物質條件。同時,此次會議之前,中國、美國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為協議的達成奠定了有利基礎。中法首腦今年11月應對氣候變化共同聲明中關於五年盤點減排進展的建議進一步完善了全球減排機制。但是,阻礙哥本哈根峰會達成協議的因素並沒有化解:如何解決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與新興國家的排碳現狀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刻不容緩的支持後進國家減排的氣候融資與西方經濟低迷不振之間的矛盾?如何使各國從一定程度上跳出一國之 ​​私利並站在人類整體利益角度考慮應對氣候問題?實際上,巴黎氣候峰會既可能達成氣候協議,成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也可能重蹈哥本哈根覆轍,與歷史失之交臂。
 
不過,筆者並非悲觀論者。在我看來,僅僅從氣候談判本身來看,這一主題大概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發動最為廣泛,全球調動資源最多,世界各國輿論最為關注的世界性公共話題。在人類歷史上,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戰爭、飢餓,都不可能像氣候變暖一樣引起世界各國的持續關注並共同尋找對策、聯合應對。氣候變暖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全球化的問題,它既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大量人類生產活動造成的後果,即是全球化本身的一部分,同時人類組織起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嘗試又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世界各國在抑制氣候變暖,共同尋找減排對策的製度化行動本身就是人類共同面對災害的壯舉。不過,這一壯舉能否真正達到目的地,卻是對人類集體意志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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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