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氣候年。自2015年12月巴黎第21屆聯合國氣候峰會達成協議後，不到一年間，已有近一百個國家批准了《巴黎協定》，從而使《協定》於十一月四日正式生效。這一結果是出乎意料的，法國環境及能源部長羅雅爾表示：「我們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為使《京都議定書》生效而耗時八年的工作。」這一對比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從1997年《京都議定書》通過到現在，從對氣候問題的認識出發，人類在共同維護地球家園的道路上確實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
不過，這一突破還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世界各國之所以願意一起就繼續推動應對氣候變化進行實質性談判，是由於氣候變暖所引起的自然災害、大氣污染、環境惡化的緊迫性而採取的應急舉動。人類目前所面臨的生態危機不僅僅是源於氣候升溫。地球環境的惡化、資源的枯竭、生物物種的急劇消失等現象並非僅僅是氣候升溫的後果，但均同人類近代的工業和科技擴張有關。氣候危機的正面作用是將人類與其賴以生存的環境的關係問題以極為直觀和強烈的方式提到全人類的面前。
自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已有思想家敏銳地意識到近代化對地球環境帶來的後果，但他們的聲音一直處於邊緣狀態。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隨着世界性生態運動的興起，反思近代化、工業化的生態思潮進入第一個高潮，1962年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的《寂靜的春天》，堪稱此時期的代表作。觀察歐美和法國近年來的趨勢，一種生態理念、輿論與行動相向而行的動態漸漸呈現出來。有關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的關係的反思和研究正漸漸走出專家的小圈子，成為社會、政界、媒體等關注的熱點。
現代性深化社會與自然對立
在法語世界，2014到2015年，在生態理論方面著述甚豐的瑞士洛桑大學哲學教授布爾（Dominique Bourg）牽頭，連續推出了《生態思潮選集》和《生態思想詞典》兩部重要著作，對從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生態思想論述做了系統梳理，使得生態思想大有成為時代的顯學的氣勢。布爾如此界定生態思想：「生態思想是一種同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等不同的思想流派。這一流派認為科技無法走出其製造的生態困境，對人類中心主義也持一種深刻的懷疑態度。在人類進入人類世時代之後，生態思想提出了一種與現代性尤其是奠基於人與自然隔離的現代性不同的思想範式。」這一定義指出了生態思想的兩個最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人與自然的二元論支配西方思維系統。文藝復興開啟的世俗化進程成功將人從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同時也為人走向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動力和條件。近代以來人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了解自然，更重要的是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不僅從神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人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對自然發號施令、為所欲為。歐洲開啟的這一走向侵染了世界，中國的「天人合一」為「人定勝天」、「與天鬥、與地鬥」所取代。人無論是作為社會的存在還是文化的存在似乎均可以脫離其生存的環境，同氣候、資源、其他生物等毫無關聯。為達到經濟發展、人性伸張的目的，人對自然資源貪婪開發，對自然秩序隨意改變。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探尋，在與人類發展、消費有關的領域，可以走得極遠，如人類對核電的研究和開發，但對技術發展的後果或者所知甚少，或者不屑一顧。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事故就是典型的例證。
對現代知識系統的重新審視和組合
生態思想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對作為人類發展工具的科學技術的深刻懷疑。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高度，科學不是萬能的這一命題早已為人所廣泛接受，科學不能解決道德、信仰問題，也不能解決社會制度問題。但是科學能夠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嗎？在今天我們討論應對氣候危機的時候，不是仍然需要科技手段來解決能源問題、解決碳排放問題嗎？生態思想當然不否認科技手段的必要，但是卻深深懷疑科技手段可以解決環境和氣候問題。從生態主義者角度看，在目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氛圍中，仍然充溢着一種只要有了技術，人類就可以渡過能源困境，繼續維持經濟增長的幻覺。對於生態主義者來說，人類為維護氣候的行動不僅是單純防止地球升溫過快，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必須意識到從近代工業革命開啟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組織模式都面臨革命性轉變，人類的知識系統、科研分科、教育系統等都需要重新審視和組合，人類必須接受今後經濟增長不再的新局面，接受生活更重質量而消費數量下降的大勢。
從這一角度出發，生態理論十分重視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毋庸置疑，人類能否有效的應對氣候變化取決於多重因素，但首要因素仍然是人類能否合理組織起來。生態理論將自己定位為一種當今民主代議制的批判理論，認為當今西方民主制度存在諸多弊病，如民主動員乏力、效率低下、政黨輪替下的短期效應、缺乏國際視野、面對氣候和環境危機難以有效行動、民粹聲音甚囂塵上等等。生態思想難道不能為當今民主制度性危機提供一劑有效的良藥？實際上，生態理論在法國長期被邊緣化，從生態角度批評或審視民主制度的觀點經常被看作是生態原教旨主義。2010年，法國大型思想雜誌《辯論》（Le Débat）以「走向生態民主」為題組織專題討論，對所謂「生態民主」觀點仍然提出強烈質疑。但是組織這一專題討論本身則意味着生態理論終於登上了法國思想界的「大雅之堂」。
不過，所謂「生態民主」並非摒棄現存民主制度，另立生態民主新形態。生態理論不認同專制制度，對於社會曾經流傳一時的所謂專制制度高效論，只有專制制度可以有效對付環境危機等提法，布爾教授曾明確提出，專制制度封殺信息、窒息社會的警報系統、遏制言論自由、禁止公民組織，這種制度必然將社會導入環境危機。生態理論希望能夠對現存民主制度加以修補和改善。布爾為民主的改進提出了具體的方案。他表示，在目前的民主兩院制之外，再加上兩院，「未來議院」與「長遠參議院」，兩院均不具決策功能，只有議政與諮詢功能，由專家和非政府組織代表組成。這兩個機構需要站在長遠的立場和從生物多樣性、人與自然和其他生物共存的立場上，提出問題和建議，引導決策者和全體社會超越短期視角、黨派和社群立場，為民主提供更多參與和表達渠道，從而為民主注入新的養料，增進民主制度的活力。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