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之下的獨裁者

哈佛政治學者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看到特朗普為美國民主帶來的威脅，寫了《民主國家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希望用他們淵博的歷史知識提醒美國民眾與世人。他們指出，民主曾死於軍人之手，這是在南美洲、亞洲及非洲在過去經常上演的戲碼；但民主也會死於民選領袖之手，尤其是在冷戰之後。現在殺死民主的不是明目張膽的獨裁，而是以一種「幾乎看不出來的步調逐漸腐蝕」。這就是「打着民主反民主」。

是的，民主需要防衛機制，作者稱之為民主護欄，可以說是民主運作的基礎，它包括「相互容忍」與「制度性自制」。相互容忍，就是「對手」與「敵人」的差別。相互容忍，視彼此為對手；無法相互容忍，則視彼此為敵人、為威脅、為危險的存在。一旦視他黨為危險威脅，就會激發心中的恐懼感，下一步就是不擇手段地要打敗對手。這兩位教授研究過幾乎每個民主崩潰的案例，「企圖專制者……都把對手貼上存亡威脅的標籤來合理化他們的集權。」學者蓋爾斯敦（William A. Galston）也指出，這些人自認為站在道德正確的一方，「用道德的語詞攻擊所謂人民的敵人，例如腐敗、自利、和外國共謀陰謀背叛人民。」這不就是台灣正在上演的戲碼嗎？

至於制度性自制，在台灣用放大鏡都找不到了。制度性自制，就是領導人不濫用自己的權力，而且當領導人想濫用權力時，也會面臨政治菁英的共同反對。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36年以61%的多數連任，為了減少推動新政的阻礙，他隔年即提案要擴大最高法院的規模。如果此例一開，最高法院將變得非常政治化，更破壞「總統不該干擾三權分立」的關鍵規範，結果他碰到任內最大的反彈，除共和黨外，還包括媒體、法官與律師，以及為數不少的同黨議員。當掌權者想要擴權、濫權時，政治菁英不分黨派都應該站出來反對，而不是噤聲，或甚至於等而下之的為虎作倀。

民主之下的獨裁者是怎麼產生的？國外的案例告訴我們，這些獨裁者都是逐漸將手伸入媒體、法院，變更遊戲規則，內部敵人與境外勢力恰好又提供他們很好的藉口。台灣已快找不到獨立機關，媒體、監察與司法都已經政治化了，遊戲規則更是可以說變就變（如變更初選規則、修訂《公投法》）；現代民主崩潰的劇情已經活生生在台灣上演。當台灣民眾把注意力都放在對岸時，卻沒發現台灣的民主已被民進黨悄悄偷走。

「民主」與「民粹」的分辨

民進黨政府不只是偷走民主，更分裂台灣。台灣民主被扭曲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外部敵人的內部化。以色列和南韓雖然都有外部敵人，但這兩個國家都沒有把外部敵人內部化。從兩蔣時代開始，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中，中共政權就一直被妖魔化，例如「朱毛匪幫」、「殺朱拔毛」等。按理說，一個團體有了外部敵人，應該更容易團結才是，但台灣卻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故事。台灣的反對勢力在成形過程中，發現最廉價也最有效的區隔就是「認同」，把外省人說成權貴，把國民黨打為外來政權，至於什麼是民主，就沒有人在乎了。結果在台灣，民主與分裂就像連體嬰一樣，難以分割。

除台灣之外，最近這幾年，其實不少老牌民主國家也都面臨挑戰。這些挑戰中有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誰是人民」？當我們說「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時，這個「我們」所指究竟為何？有學者稱這種挑戰是民粹主義（populism）對多元民主的挑戰，因為民粹主義將社會分為「我群」與「他群」，而他群不配享有政治權利。

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潘信行提到轉型正義促進委員會主委人選時曾說，「畢竟她還是我們自己人的總統，不是一天到晚找中國的總統」。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距離，竟然比國民黨與共產黨還遙遠，但國民黨與民進黨才是台灣的主要政黨，這種荒謬就是將外部敵人內部化的結果。台灣內部竟然還有自己人與非自己人，在這種情況下，台灣自然成了一個只容得下簡單分類與簡單思考存在的社會。

民主內在的精神是理性、容忍、自制、尊重、溝通與妥協，但在台灣卻找不到了。說難聽一點，台灣的民主是不是沒有靈魂的空殼？

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結果讓人意外，因為它打破了台灣選舉的兩個慣性：（一）民進黨長期執政的高雄市竟然被「韓流」征服；（二）民進黨慣用的悲情牌、統獨牌在這一次選舉竟然都失效。這兩個慣性被打破，是台灣民主提升的徵候嗎？我人不敢樂觀，因為蔡英文在九合一選舉失敗後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靠反中一路「撿到槍」，她現在只有靠撿到槍自救，如果這些槍還有效，台灣的民主仍然只是假象。

大部分民眾都只看到美中台戰略三角保障了台灣的安全，卻沒有注意它也留下台灣難以克服的印記。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人在舒適圈待久了，一旦離開就難以生存了。讓人擔憂的是，美中台戰略三角舒適圈已走向崩潰的那一天，等那一天到來時，這些印記將會是台灣災難。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想像

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在此我主要是談民進黨對中國大陸的想像。從現有的資料研判，民進黨對中國大陸可能有以下幾種想像。

第一個想像是認為習近平對兩岸發展有焦慮感，也需要交出成績單，而且為了延續馬政府八年執政的成果，必然會想方設法與民進黨接觸。蔡英文在2020總統大選前認為只要民進黨勝選，中共就會朝民進黨的方向來調整政策，就是這種想像下的思維。蔡英文在2018年布吉納法索與我國（編按：作者國籍為中華民國）斷交後表示，中國大陸一連串的外交打壓，「充分顯露出中國的不安與缺乏自信」，而這樣的不安與缺乏自信是來自於這段時間以來，台灣與美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在經濟與安全層面上有更多實質關係的進展。這樣的解讀如果不是自我安慰之詞，那就是這種想像的投射。

只要稍微了解兩岸關係中有關原則性的問題，尤其涉及到一中的政治基礎，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的確需要在兩岸上交出成績單，但這個成績單的重點恐怕不是與民進黨交流，而是「反獨促統」的成績，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已清楚表明其意志、信心以及能力。

某些人甚至以為，習近平在報告中提及「馬習會」是對「蔡習會」的暗示，這其實也是一廂情願。「馬習會」的意義，必須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中來理解。「馬習會」之所以成局，其實是中共向民進黨及國際社會宣示，兩岸問題不是國際問題，而且「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蔡習會」如果要成真，那就必須走在「馬習會」的道路上，但這是蔡英文能接受的方向嗎？

在這樣的想像下，民進黨政府甚至於認為習近平是被官僚機構所蒙蔽。2017年中國大陸兩會期間，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人大的一場會議後對記者表示：「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但那樣的統一方式一定會給台灣社會和民眾帶來傷害。」他也指出，未來一年兩岸關係的最大挑戰是台獨勢力蠢蠢欲動，呼籲台灣各界和中國大陸一起築起一個反對和遏制台獨的銅牆鐵壁。張志軍這一段談話反映的是中國大陸的政策，但台灣的決策官員認為充滿惡意，因此懷疑兩岸關係至今沒有起色，是張志軍從中作梗，換言之，「張志軍要負完全的責任」。這位不具名的民進黨決策官員還說：「我方很難相信，這種言論會出自曾任外交官員的口中，或許我方對張志軍不該有如此不切實際的期待。」

這位決策官員或許是想為兩岸關係不佳卸責，但卸責也要找專業一點的理由，如此的判斷，只能說與實際情況相差不只十萬八千里。兩岸關係牽涉到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任何國台辦主任的發言都非個人意見，不會隨興發言，更何況是在兩會期間回答媒體的提問。民進黨這位決策官員甚至對國台辦指指點點，他認為國台辦最近被整改，不只紀律出現問題，連政策方針都無法掌握，面對兩岸新形勢無所作為，難怪傳聞要遭到撤換。這樣的判斷如果是出自情資系統，那情資系統恐怕也出了問題，即使消息真來自於情資系統，也應該要有專業的判斷力分辨真偽。只要長期觀察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尤其是最近這一、兩年的政策，都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各項發言與作為都是一貫的，而且官方緊，民間鬆，怎麼會是毫無作為？事實上，我們要擔心的正是中國大陸的各項作為。

張志軍的談話，重點其實不在「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而是中國大陸認為「未來一年兩岸關係最大挑戰是台獨勢力蠢蠢欲動」。這是中國大陸對當前情勢的一種判斷，尤其民進黨藉轉型正義之名推動軟性台獨，加深中國大陸的戒心，更難建立互信，因此，未來有關兩岸的作為只會更緊不會更鬆。換言之，蔡英文總統維持現狀的承諾將會碰到更多、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