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就是母親節，辛勤照顧孩子，也許是一份沒有假期的天職。古時自嬰兒呱呱落地，母親或乳娘即授以乳，從此孩子快高長大，正是母愛體現。現代社會經濟掛帥，為養育孩子，男女或未免營營役役，因此雙職父母漸多；加上物質條件改善，牛奶或奶粉選擇繁多，餵哺母乳已非必然。母子此一親密聯繫，面對經濟及家庭需要，無可避免或要讓位。
餵哺母乳的優點，已成社會知識一部分。據香港衞生署網頁資料，母乳含天然抗體及DHA等脂肪酸，可增強嬰兒免疫力、預防疾病，促進腦部發育。對母體而言，母乳餵哺更可減低罹患乳癌等風險。心理上，哺乳則可加強母子感情聯繫，增加母親滿足感。如何在母職及人職之間取捨，往往令不少母親費煞思量。
翻開書冊，其實此難題早在近百年前的民國時期經已出現。當時婦女一方面被鼓勵接受教育及走出家庭，另一方面卻需肩負社會對母職的期望。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盧淑櫻博士所著，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詳述「牛乳東來」下，那一代母親面對母乳及牛乳哺育的抉擇，是採婦女史角度，為母親歷史補白的難得力作。新書探討西方物質和飲食文化如何改變中國社會、如何改變及重塑母親的處境及角色，更紀錄母親育嬰的心路歷程。母嬰的歷史，本質上是親情的歷史，也是一頁可貴的社會史。
西潮對母親角色的衝擊
清朝既敗於甲午戰爭，列強即憑一紙《馬關條約》進入中國興建工廠，就業職位因而增加；隨後的晚清改革則提供女性入學機會，終令女學生以至目不識丁的婦女投身職場。女性既遊走職場及家庭，有償工作漸較無償家務獲得重視，後者更被視為次等工作 （盧淑櫻語）。在職婦女選取何種哺育方式，一如盧淑櫻的研究所示，存在「母親角色與實質母親經驗的矛盾與張力」。
這股張力，實與當時的社會變遷相呼應。工業化讓婦女離家求職，長工時令她們未能長伴嬰兒身旁，人職及母職甚難兼顧。據盧淑櫻研究，十九世紀前的中國，其實尚未形成飲用牛乳習慣，但其後洋人來華經商日繁，鴉片戰爭後他們更可居於上海等沿海商埠，牛乳製品由是漸現，為牛乳哺育興起締造物質條件。
另一方面，清末以來輿論不時討論母親角色。甲午戰爭驚醒士大夫走上變法圖強路，一國救亡之責漸寄婦女；倡辦女學之聲湧現，女性被鼓勵學習成為賢妻良母妥善料理家務。加以當時從日本傳入的家政學亦列舉母乳哺育的優點，更視之為「天職」，頗呼應「強國、強種、強母、強兒」訴求。惟盧淑櫻注意到，思想家如梁啟超雖提倡女學，但他實不希望婦女受困家務，而是鼓勵她們走出家庭、參與經濟生產，達致生利。及至五四思潮傳播，婦女被呼籲要發展自我，這些出走後的「娜拉」自然不願回家。故女子教育對當時婦女們「既是機遇亦是挑戰」（盧淑櫻語）。一些女學生亦不甘當賢妻良母，而欲與男子競爭。由此可見，清末民國存在不同的母親角色期望。自由與責任的張力，乃當時母親一大課題。
《母乳與牛奶》收錄不少民國時期母親面臨抉擇的故事。書中提及的三個例子，頗能凸顯母親們遭遇的兩難，以及牛乳餵哺或聘用雇乳對她們的意義。
覃英：母親角色的覺醒
覃英（1906－1993）是鄉土作家魯彥（王衡，1901－1944）之妻，畢生從事教學工作，育有四子一女。盧淑櫻形容其哺育經驗是從「錯誤」中醒覺。覃英注重一己興趣事業，討厭孩子纏擾阻礙工作。大兒子恩哥三、四月大時她更缺乳，遂轉用牛乳哺育，促成她日後可到外地教書。
但女兒麗莎出生後，覃英反而堅持母乳哺育，只因生病或母乳不足等場合，才用牛乳。麗莎亦發揮辨別乳香的本能，懂吸吮母親乳房以覓安慰。覃英之所以改變態度，因她自覺以往對恩哥照顧不周，更將恩哥的暴躁性格及營養失衡，歸咎於自己未注意奶粉調節，以及工人疏忽照顧。
除出於關顧孩子及發現牛乳哺育之不足，盧淑櫻分析覃英願回家育兒，家人實屬一大因素。覃英曾跟家姑坦言當年未悉善照顧恩哥，令後者「聲淚俱下」，盧淑櫻推斷長輩壓力或使覃英放棄牛乳哺育。此外，丈夫魯彥對覃英離家工作不單未加反對，更花心力照顧孩子，令覃英對家人心存歉意，重思母職之責。
覃英的故事，反映牛乳哺育可助缺乳母親，乃至增加母親們的自由及活動空間，亦呼應當時1930年代，部分職業女性亦不願因生兒育女斷送事業的考慮，體現五四時期婦女爭取經濟獨立及平等就業機會的解放思潮。
然而，價值觀亦驅使覃英重採母乳哺育。盧淑櫻提醒讀者，1930年代正值經濟大衰退餘波蔓延中國，釀成重大通貨膨脹，加上長江連年水災，嚴重打擊城市和農村經濟，失業人數颷升，終泛起「婦女回家」論爭，主張職業婦女讓出工作機會，回家相夫教子，養育強健小國民。覃英的抉擇，隱約反映她仍認同「母親應以孩子為重」的性別分工觀念。
丁玲：追尋自主的女作家和母親
著有《莎菲女士的日記》、《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的丁玲（1904-1986），是著名女作家，亦是一位母親。她取捨哺乳方法的經驗，尤其存在張力。1925年，丁玲與胡也頻結婚，1930年兒子蔣祖麟在上海出生。丁玲夫婦均為左翼作家聯盟成員，文學創作路線左傾，自惹國民黨政府嚴密監視。翌年胡也頻在上海被捕，不久旋遭處決，丁玲則繼續文學和革命事業，將稚子交由家鄉母親照顧。後來丁玲遭國民黨特務綁架，被幽禁南京三年，至1936年方被營救至共產黨控制的陝北地區。
對曾接受新式教育，支持新文學及共產革命的丁玲而言，兒子出生嚴重影響日常生活，令家庭經濟更為拮据，胡也頻甚至要典當大衣去聘請乳母。育兒讓兩口子忙得不吃飯不睡覺，「連寫一封信也不行了」。沒乳娘時，丁玲選擇牛乳哺育，惟兒子食量驚人，頗耗金錢時間，甚至需借貸度日。其實胡也頻遇害前，丁玲已自忖不會當母親，加上夫婦兩人均需工作，故早計劃把小孩送回娘家。其後，兒子在娘家繼續以奶粉哺育。盧淑櫻認為，丁玲熱愛寫作、追求理想，極可能因而放棄授乳，轉以牛乳哺兒。
盧淑櫻認為，丁玲一例反映當時牛乳哺兒非有錢人專利。據其研究，牛乳哺育涉款不一定較聘用雇乳為低，在城市地區兩者開支甚至相約。哪項選擇較能解放母職？盧淑櫻指關鍵在於有否家人或傭人看顧孩子。若非，聘用雇乳其實更方便划算（因乳母可身兼供乳者和傭人）；反觀牛乳其實需要人手調製和餵哺，如無人手，母親照樣難免耗時育兒。故盧淑櫻下結論指，牛乳哺育不一定能釋放母親的哺育責任。
丁玲揚言自己不適合當賢妻良母，但她其實甚關心孩子，《母乳與牛奶》一書就載錄她的自白：
我們並不願意有小孩，也不能有小孩，因為小孩太妨害我們了。不過，我們究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們沒有超過這種愛，小的，乖的嬰孩，顯着天真的，紅的嫩臉睡在搖籃裏的時候，是給了做父母的人許多勞苦後的安慰的。
事實上，丁玲產子後不到三個月便守寡，同時奔走於工作及革命，盧淑櫻認為她把兒子交由母親撫養，決定未嘗不合適。如上述，清末以來一直有輿論強調母乳哺育對國家富強及盡母天職的重要，但丁玲卻未被指責疏於母職，更被時人目為女性典範，盧淑櫻推斷她或因屬文壇新星及新寡，且心懷理想及革命等宏大志向，故免被口誅筆伐，亦反映當時對母親角色存在雙重標準。
綠萍：由熱情到淡然的育嬰
相較上述兩例，綠萍是尋常百姓，日記透露她或從事教育工作。其心理變化，「充份顯露1930 年代職業婦女在母職和事業之間取捨的矛盾」（盧淑櫻語）。綠萍育有兩女，大女兒長真是用母乳哺育，但因在職產假只有40天，綠萍很快就回歸職場，深感職業及母職矛盾，最終她選擇前者，改聘乳母餵哺孩子。
綠萍欲聘一位貧窮鄉村婦人充當乳母，但得悉她準備把其四月大的女兒送到育嬰堂或充當別人的童養媳後，不欲以金錢「蹂躪別人的孩子」，一度拒聘。惟該鄉婦重申孩子遲早總得送人，加上鄉間水淹逼使要她到城市求職，綠萍終決定聘用，但她卻要面對要乳母餵哺長真而放棄自己孩子的罪疚感。可見她相信哺乳是母親之責。
及至二女兒長頤出生，綠萍對未能履行哺育職責的罪疚感已大幅減少，反在趕緊聘請乳母之餘，把長頤交由娘家的母親及嫂嫂託管，將大部分母職攤分多人代勞，體現當時在職婦女對母職分工的嘗試。
綠萍的例子，反映在職母親要先處理嬰兒哺育問題，再返回工作崗位的難題，未被社會輿論重視。事實上，職場不容許母親帶同嬰兒上班，哺育室和托兒所在工廠亦非必然，顯示當時社會不鼓勵婦女生產後重回職場。從上亦可見，女性親屬網絡對在職母親的重要性，令母親不必然被哺乳束縛。
小結：社會變遷下的母親抉擇
清末民國之際，女子教育與婦女解放思潮相繼湧現。女性的生活以至社會角色相對傳統社會起了較大變化，思想上為女性爭取自由開啟了可能；「牛乳東來」作為物質條件，亦為婦女提供哺乳以外的選擇。然而審視這段歷史，也許正如老生常談，母親照顧孩子總甚辛勞。即便上述條件出現，母親要擺脫母職束縛，或是平衡母職與人職兩者，仍然受制諸多因素，如家人壓力或助力、社會輿論及環境配套、性別分工的既有觀念、個別家庭的物質條件等。即便經濟條件號稱日益改善的今天，女性仍然面對哺育方法的取捨。
如何做一個好母親，如何好好照顧孩子，挑戰和困難想必接踵而來，但當目睹孩子和家人愉快安康，因此而來的喜悅卻是無價。女性在家庭等私領域的付出，自古已然。「母親」可能是佔據女性一生大部分時光的身份，她們的處境和辛勞，實值我們重投關注和理解。
原刊於香港中華書局微信公眾號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