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個史實看，香港的取捨，無疑是兩個當權者的棄兒——義律和琦善博奕的結局。1841年1月11日，清欽差大臣琦善向英方發出照會，稱可代為懇奏，「予給口外外洋寄居一所」。20日，英遠征軍二把手義律單方面宣布並不存在的《川鼻條約》。25日，愛德華．卑路乍上校率領一小隊官兵登陸香港島北岸，並升起英國旗。翌日，英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率軍強行佔領香港，納為英女皇陛下領土。自此，中國便失去了這個從未進入過帝王視線的邊陲荒島。
次年7月26日，英軍兵臨江甯（南京）城下，道光帝被迫向欽差大臣耆英發出密諭，對英夷所涉三事「賠款、用平行禮、請濱海地做貿易」欽定處置意見，同意將香港「暫行賞借」。獲御准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隨後於1842年8月29日正式簽訂，並於1843年6月26日在香港舉行換文儀式，正式生效。其實這無非是從法律上將香港的割讓坐實，如此也就有了近百年來香港丟失的官式教科書說法。在正式簽約的前一天，道光帝通宵達旦在寢宮外的台階上散步，長籲短歎，徹夜未眠，懊悔無及。
同香港丟失的真正時間認定不一致相似，英國向世人宣示的其佔領香港屬於無心插柳的說辭，同樣是誤導世人。追遡中英交往的近代史可見，英國謀求在華設立戰略立足點的渴望絕非心血來潮，只可說是處心積慮。當然當年大清帝國的割地賠款亦非歷史的偶然，本源上更不是大清君臣一時或個人便可力挽狂瀾。而就當事人義律和琦善的所作所為，亦非干忠奸、道德之舉，其歷史上的真實面目，更與百年來正統書上的描繪臉譜相去甚遠。
一、無心插柳與勢在必得
歐洲的世界擴張從15世紀末開始，一直持續至20世紀初。自元朝皇帝遁入中華西北大漠後，西方商人在16世紀初重返中國。為回報協助大明帝國清剿海盜，同時便於將其活動限制在特定區域，1557年，明朝政府開始准許葡萄牙在澳門這個細小半島上立足。其後，荷蘭、西班牙這些歐洲海洋帝國則分別在亞洲的雅加達、馬尼拉等地先後覓到據點。通過挑戰葡萄牙、荷蘭，儘管英國商船早在17世紀初就進入了中國水域，並力求成為在亞洲的歐洲貿易強國的英人，實際上到19世紀初，除印度外，英國在亞洲並不擁有其他的領土。
隨着中英貿易往來的不斷加強，對華貿易的重要性日益彰顯，真正踞有中國沿海島嶼作為貿易用途，先後成為了幾代英國人的夢想與追求。勿庸置疑的是大英帝國早已深解其中的奧妙，伊利莎白時代的冒險家沃爾特．雷利爵士曾一語道破天機：「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貿易。誰控制了貿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並且最終控制世界本身。」歷經明、清兩代前後兩百多年的各種嘗試，面對天朝上國僵化體制的鐵殼，洋人所希望的自由貿易依然是鏡花水月。當西方在向近代國家的轉型中，歷史給予中國長達50年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機遇卻被歲月蹉跎。為適應更加高效的資源配置模式，以創造更多的財富，1833年英國國會終止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權。貿易主體的更換導致了防火牆的徹底失去，紛擾了幾百年的貿易衝突幾年間即演變成國家間的戰爭。西方現代工業強國和東方原始農業大國的軍事對峙，結果當無懸念，中華帝國門戶洞開。通過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英人的夙願大部得以滿足。
渴望結交
從《馬可波羅遊記》風行歐洲開始，英國就對中華帝國充滿了好奇和敬意。為實現同其直接通商，英國上下摸索了幾百年。即使在她已取得海上霸主地位、號稱日不落大帝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仍不減對中國的崇敬，渴望與其結交。
1573年，威廉．布林出版《論海上霸權》，提出若要到中國有五條路可行。1577年，有商人洛克的「中國公司」出資和伊利莎白女王及政府要員資助，由羅比謝爾帶領探險隊，挑了第三種選擇——西北航路，只不過他們航行到加拿大的巴芬島就止步了。
1583年，伊利莎白女王派商人約翰．紐伯里作為信使前往東方送信，一封送交印度的莫臥爾皇帝，一封致中國皇帝，然而紐伯里只到了印度。
1588年，在徹底摧毀了西班牙的海上勢力後，英國派遣約翰．大衛斯三次探索通往中國的西北航路，湯姆士．甘文底斯則做了環球航行。1593年，兩人雙雙渡過麥哲倫海峽，再分頭尋找通往中國的航路，結果不幸先後飲恨辭世。
1596年，得知有商人欲往中國通商，伊利莎白再派伍德作使臣同行，給中國皇帝送信。不幸船隊先在好望角遇難，隨後又遇上葡萄牙船隊的襲擊，大英信使最終下落不明。
1600年，倫敦一批商人組成東印度公司，獲得伊利莎白女王授予的經營特許狀，開始了其對東方的壟斷貿易。東印度公司先後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館，在中國大門外與中國商人做生意。1654年，葡萄牙人允許它登陸澳門。其後，英國商人利用澳門為總部在黃浦港同華通商。
1635年12月，英王查理一世授權海軍上校約翰．威德爾率商船4艘赴中國。船隊於1636年4月離英，次年6月抵達澳門，被明官員要求在大嶼山停泊。趁明帝國極度衰弱之際，8月24日挾武力硬闖廣州，售出貨物後，滿載糖、生薑和瓷器等返航。
下文預告：英人從渴望與中國結交到欲罷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