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北京造神場景：196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大遊行，毛的高大塑像和「萬歲」標語突顯「領袖絕對權威」。（網絡圖片）
現實與歷史 或似曾相識
在人類社會演變中，歷史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之一，是現實與歷史比照觀察時，往往展現似曾相識的圖象，令思索者從「歷史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發。
當代「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愛國主義」政治宣傳，有二戰時希特勒主義（納粹主義）的幽靈，從高度集權的極權主義，到對領袖的「神聖崇拜」和絕對服從，都有相似之處。
北京官方正宣傳「長征勝利80周年」（1936年10月至2016年10月），推動與長征精神和紅色基因有關的「愛國主義」政治教育。按中共中宣部的紅頭文件，「以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為主題」，推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註一】。
思考型的知識界名人，早就對「愛國」另有解說。他們熱談二戰史和希特勒，流露對極端「愛國主義」宣傳的憂患意識。
有人議論希特勒（1889—1945）的法西斯主義，有人論述民國初期國家主義、國權主義（實是配合袁世凱的皇權主義）與民權主義（支持孫中山的政治主張）之爭，提醒讀者了解高度集權體制的弊端。
希特勒崛起 謊言和恐怖
國際關係學和美國史資深專家、德高望重的學者資中筠【註二】，曾寫〈德國法西斯的歷史教訓〉一文，以希特勒的「德國夢」和崛起政壇為題材，論析高度集權、專制的法西斯主義，觸及以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為名的愚民、造神運動，令人聯想毛文革的極左狂潮及後來的「回老路」。
這篇長文的重刊，有進諫意涵，文前的「摘要」稱：要了解希特勒的發跡、掌權和法西斯主義的「深遠危害性和現實意義」。
「現實意義」的意涵，或就是文章的最後一段：
「沒有經過啟蒙的民眾，不用理性思考，沒有法治觀念，很容易被煽動，成為法西斯的基礎。有的時候，那些飽學之士也不見得不犯糊塗，對全民來說，訴諸國家主義，打出愛國旗幟，是非常有效的。……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是足以禍國殃民危害國家長治久安的兩大危險。」【註三】
她分析希特勒崛起的著力點，是希特勒的權謀和敢想、敢說、敢幹的「特色」，以暴力製造社會恐怖，即以「強亮劍」積累震懾力。
她提到，希特勒以日耳曼優秀民族復興德國之夢，廣泛號召民眾，「攻於心計，擅於利用時機，不擇手段，敢於冒險」，甚至背信棄義；他排斥民主，建立「高度集權而殘暴的統治制度」；他破壞法治、侵犯人權，秘密警察蓋世太保（Gestapo）隨意把人關入集中營、強制勞役。
她也論及希特勒「特別強調宣傳的力量，……欺騙群眾」，宣揚「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在強大的政治宣傳攻勢之下，「人性中最卑鄙、自私、殘忍的一面，可以在一個『崇高』的外衣下盡情發泄」。
她又論及希特勒嚴密控制思想、清算自由主義，在學校實施「黨化教育」（按：即學校「姓黨」），「灌輸一個信仰、一個黨、一個領袖的思想……青年只聽元首的，不聽父母的。……對父母都可以告密。」
家長集權制 造神和愚民
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禍害，她著重分析極度集權下的造神運動、愚民政策。
她提到希特勒聲稱振興日耳曼的民族精神，卻剝奪人們的思想自由，「要全民匍匐於他的腳下」；希特勒的國家主義，把國家「變成一個黨的國家，黨成為一個人的黨」，民眾被引入蒙昧和盲從之路。
她論析希特勒「抹殺個體」，「個體的生命是不重要的」，個人都得服從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組織過青年造反，「他的衝鋒隊是失業工人、流氓、小偷、無業游民，……是他的打手。」
對於希特勒主義的框架，她說：
「頂層一個被神化的，為萬民所景仰的領袖，由兩根柱子支撐：一是民粹主義，一是國家主義，都推向極致。用民粹主義把底層百姓煽動起來，用仇恨對準一個敵人；國家主義為對內剝奪基本人權，對外發動戰爭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改革家胡耀邦的三子胡德華，也曾以希特勒史事迂迴進諫。他說：「任何人對於希特勒的理論不允許有疑問，……如果提出不同（看法），就會遭到非常嚴酷的清算。」「戈培爾的理論在納粹黨中宣部宣傳100遍後就成為了真理，不斷地給德國青年、少年們洗腦……德國人民只有這一種聲音——希特勒的聲音。」
在中國大陸受教育、後來留學美國、學成後在美任教的學者徐賁，論述極權體制下的納粹腐敗，也是獲讀書界留意的一篇。
他以德國史學家弗蘭克．巴約爾（Frank Bajohr）的《暴發戶與牟利者：納粹時期的腐敗》為話題，述評希特勒體制的「黨國多樣化腐敗」：在權力無窮大之下，「元首是永遠偉大、正確」（按：毛澤東也被稱為「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在元首政黨內，等級林立，可享特權包括「特供」和「特別服務」，也可獲結黨營私的經濟利益。
他說：「納粹的反腐帶有明顯的政治考量」。他提到巴約爾的觀點：「從黨國功利出發的反腐，……常成為一種作秀，也成為方便的政治鬥爭工具」，「群眾對腐敗行為漸漸習以為常」【註四】。
2013年以來北京的「打老虎」，被學者稱為政治鬥爭式的舉措，他們呼籲轉為「制度反腐」，建立有效的制度約束，改變整人的「習以為常」。
愚昧地盲從 並不是愛國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在二戰中對人類造成極大的災難，歷史悲劇留給後人很大的思索空間。透過歷史的比較研究，人們可發現「愛國主義」的真相。
思考型文人近期一系列論述希特勒的文章，給人強烈的現實聯想感。聯想感的產生，是因為希特勒主義與現在「一黨領導」體制的政治生態，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而不提「愛人民」的極端愛國主義，狂熱個人崇拜的造神和極度集權，類似希特勒的領袖絕對權威化。
資中筠對希特勒暴力行動「衝鋒隊」的述評，使人聯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流氓無產者、毛時代和後來的「階級鬥爭積極分子」，即整人衝鋒隊。
她述評希特勒主義、一黨一人集權和黨化教育「培養絕對的愚民」，也令人聯想現實的政治：愛國主義教育的「主旋律」，是愛黨愛領袖和絕對服從、絕對忠誠和維護領導人的絕對權威（三絕對）。
思考型學者藉史諷今，關乎對走回毛老路的憂患意識【註五】、對「愛國」意涵的認知：「愛國」並非愚昧地盲從領袖，充當任由擺布的「馴服工具」；擁護極權主義、文革、個人崇拜和歌頌大躍進，並非真正的愛國更非愛民。
藉史諷今也與肩負「啟蒙」的使命感有關：走出蒙昧、了解歷史真相；獨立思考，分清是非，汲取歷史悲劇的教訓。
註二、請參閱〈資中筠經歷與著作〉，http://master-insight.com/content/article/8336
本文原題〈愛國還是極權 學者議希特勒〉，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社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