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用社會實踐來檢驗真理有兩個難題：一是社會實踐需要很高的社會成本，甚至要以幾代人的鮮血和生命為代價；二是社會實踐需要很長的時間。社會實踐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在實驗室裡短期找到結論，它需要一個歷史過程才能夠明辨是非。所以，用實踐來檢驗真理，不可能當下進行試驗，只能用人們經歷過的社會實踐來判斷是非。這就得依靠歷史。真實的歷史是社會實踐的記錄和總結。所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重要結論，包含著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真實地還原近百年來的歷史過程，客觀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改革開放的開山巨斧和精神指南。要堅持改革開放，就必須堅持社會實踐標準；要堅持社會實踐標準，就必須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過去走過的路，不僅講成績，還要講問題；不僅要看正確的，還要看錯誤的。其中，總結錯誤的教訓更為重要。人類知識基本是從錯誤中學習得來的。要從錯誤中學習，就必須認識自己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說：「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大的錯誤。」
千人之諾諾 不如一士之諤諤
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有的人卻極力掩蓋歷史上的錯誤。他們把片面歌誦過去的成就當「正能量」大加表彰；把揭露和反思歷史上的錯誤當「負能量」大加打壓。這些人無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的古訓，聽到諂媚的「諾諾」之聲就很高興，聽到忠誠的「諤諤」之諫就非常不滿。這種態度「本身就是錯誤，而且會招致更大的錯誤」。「更大的錯誤」就是重蹈覆轍。杜牧在總結秦朝滅亡的教訓寫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對錯誤的「自哀」、「自鑒」中尋找真理，這是歷史學成為當今顯學的第三個原因。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使一代人拿起了史筆。
我們這兩三代人經歷了上述的「歷史的河套」，有著進入「河套」和走出「河套」的清晰記憶和切身體驗。進入「河套」和走出「河套」都伴隨著時代的巨變，社會的動蕩，生活的跌蕩起伏和親人的悲離合。這兩三代人體驗的複雜性和深刻性，是平靜歲月中無法相比的；他們觀察社會的眼界和對社會認知的深度，是平靜時代的人們不能達到的。非凡的記憶，非凡的體驗，非凡的認知，應當是這兩三代人最重要的遺產。
前兩代人多已告別人世，只有我們這一代人保有這些遺產。我們已白發蒼蒼，垂垂老矣，不把這份遺產著之竹帛、傳給後代，就可能永遠地消失了！這將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遺憾！正如孫怒濤校友說的，「歷史，拒絕遺忘！」「因為遺忘，意味著億萬文革受難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丟；因為遺忘，意味著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沒有前途，沒有希望。」沉重的歷史責任感使這一代人拿起史家的筆。他們寫歷史不是為了出名，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已經功成名就了，他們為什麼還要對與自己專業無關的歷史費如此多的心血？陸小寶校友回答得好：「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後責任！」這也是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的又一個原因。
由於有了沉重的責任感，最近幾年，清華校友寫了出版了一大批著作。有《清華文革紀事》（沈如槐）、《清華文革親歷》（邱心傳、原蜀育）、《倒下的英才》（唐金鶴）、《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劉冰）、《良知的拷問》（孫怒濤）、《清華文革五十天》（蒯大富）、《走出文革》（葉志江）、《雲卷雲舒——清華筆記》（傅培程）、《潮起潮落》（陳繼芳、馬小莊）、《落霞孤鶩》（王克斌）、《明日黃花》（顧耀文）、《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孫怒濤主編）、《路——從趙家寨走進清華園》（韓文亮）、《海棠依舊》（戎月莉）等等。我們都是快要謝幕的人，用自己的經歷總結歷史教訓是我們在人生舞台上最後一個亮相，是向我們的後代、向明天的祖國交出最後一份考卷。
顯然，用自己的經歷總結歷史教訓，不僅是清華大學的學友，很多經歷這個時代的人也在歷史書架上擺出了自己的成果。個人的甜酸苦辣和國家的盛衰興退息息相關，這些個人史著是中國當代史不可或缺的見證。這些帶着體溫的著作，是生命史、心靈史，也是社會史，是「歷史河套」裡的一個個鮮活的、多彩的浪花。
謝謝大家！
（封面圖片：國立政治大學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