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為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

顯學，是指一時在社會上處於熱點的、顯赫一時的學科、學說、學派。韓非子著有《顯學》。《顯學》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這是指韓非子所處時代的情況。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顯學。

同其它學科相比，顯學是人們趨之若騖的熱門學科，社會廣泛關注；從事顯學研究的學者隊伍比其它學科龐大，學術活動比較頻繁；顯學的出版物比其它學科的出版物要多得多。在網絡時代，顯學的文章在網上佔有較大的比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經濟改革是社會的主旋律，經濟學是當時的顯學。1997年我發表了《顯學的危機》一文，評論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學界。

中國人十分重視歷史，甚至有所謂「史外無學」之說。不過，過去研究歷史、從事歷史著述的只是官史機構和專業史學工作者的事。當今從事歷史研究、歷史著述的人士，不僅僅是歷史學科出身的，還有學文學的、學經濟學的、學新聞學的、學哲學的。很多理工科和醫科出身的人也從事歷史研究和寫作。很多在自己專業領域創造了成績、成為他所在專業的成功人士，退休以後也轉到歷史學領域裏來、潛心從事歷史研究。

說歷史學是當今顯學，當之無愧。今天的這個聚會，是理工男、理工女討論歷史的學術會議，這是歷史為成當今顯學的一個證明。

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代社會的要求促使人們去研究過去，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尋求解決當代問題的智慧。為什麼歷史學成為當今顯學？是因為當今社會對歷史有着強烈的要求。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對歷史真相的強烈渴望，是眾多人關注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幾十年來，幾代人所學的歷史教科書，所受的歷史觀的教育，很多是根據某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剪輯甚至編造的。例如抗日戰爭：

幾代人只道共產黨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以後，躲在峨眉山上的蔣介石才下山摘取勝利的桃子，不知道抗日主戰場在哪裡，不知道兩百多位國民黨將軍在衛國戰爭中捐軀；

幾代人只知道，由於黨的英明領導，戰勝了1958-1962年空前的自然災害，使形勢越來越好，不知道數千萬人被餓死的慘烈人禍；

沒有經歷文革的人只知道，文革中大批官員受到迫害，不知道受害的普通群眾是受害官員的十倍、百倍，只知道造反派是文革的作惡者，不知道十年文革中造反派僅僅活動兩年，作惡者主要是不同時期的掌握權力的人。只知道「四人幫」和造反派支持文革，不知道一大批高級幹部也在一段時期支持文革。

幾十年來，教科書還向中國人灌輸有所謂「五階段論」，即人類的歷史要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必然走向共產主義社會。從而認定走蘇聯的道路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不可抗拒的天律，蘇聯崩潰以後，有人還相信「五階段論」，還對蘇聯模式戀戀不。

當人們發現被蒙騙，就會產生追求真相的強烈渴望。當得知真相多年被掩蓋、被歪曲，人們就會不顧一切地去挖掘它、揭露它、傳播它。

喬治·奧威爾說：「當我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這也是當今很多歷史研究者的目的。我們這兩三代人受騙了，決不能讓後子孫代繼續受騙。

為什麼真相被歪曲、被掩蓋？這是因為，有些人通過說假話來取得利益和維護利益。揭露真相，會傷及這些人的利益，會引起這些人的恐懼和反撲。掩蓋真相和揭露真相，是利益和真理的較量，是光明和黑暗的較量。這種較量有時是非常殘酷的。因此，追求真相的渴望不僅僅是出於好奇心理，而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當一個民族經歷了重大曲折，需要重新選擇道路的時候，就需要重新審視走過的路，以更廣闊的歷史視野，瞭望前進的方向。

人類本來是要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發展，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從蒙昧和迷信向智慧和科學發展。而中國的近現代卻有一段時間脫離了人類這個發展軌道，直到改革開放又轉了回來。這好像中華文明的象徵黃河一樣。黃河本來是向東流，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潮流（以歐美為師），但是流到陝甘地區以後被拉向了北邊，向蘇俄的方向流動（以俄為師），後來又拐回來，轉向大海的方向，形成了一個河套。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河套，歷史的河套。

歷史河套的前一段造就了一個專制的中國，貧困的中國。這種結果，背離了很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衷，廣大中國人蒙受了災難。歷史的河套的後一段是改革開放，它使中國回歸人類文明的主流，走向擺脫貧困和專制的道路。

當初，中國人走進這個歷史的河套時，有着良好的願望，有着當時的「合理」邏輯，有着國內外的動因。在革命者的眼裏，他們的選擇是合理的。當時也有不同的選擇，但佔主導的革命力量認為「不合理」而加排斥。顯然，「合理性」的認定，受當時革命者的視野所限。按照革命者當時視野認定的「合理性」作出的選擇，步步演進，就形成了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者當時不會想到，「短期的合理邏輯」鋪設的路，是通向奴役之路，通向災難之路！

一隻在弧線上爬行的螞蟻以為自己在沿著直線行走，在高處鳥瞰才看清螞蟻在走彎路。歷史學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學問，對走過的道路的回顧和反思是歷史學的責任。視野狹小的人們認為走的是光明的坦途，從歷史大視野看才知道進入了歧途。英國哲學家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明智就能少走彎路。

中國向何處去？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反覆提出的老問題。經過大飢荒和文革等重重災難，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走出歷史河套，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社會也前進了一大步。但是，由於「蘇學為體，西學為用」改革思想，經濟上搞市場經濟、政治上難以割捨蘇式體制，因而造就了「權力市場經濟」，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主要表現是社會不公平，拙著《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對此有介紹）。面對這些問題，有人懷念毛澤東，有人提出搞第二次文革。他們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他們認為沿毛澤東的路子走下去，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中國似乎又面臨一個重大選擇：是回到毛澤東時代、實行前三十年的路線，還是清算前三十年的路線、全面深化改革擴大改革開放？在這一選擇中，社會思潮出現了分裂，人們各站立場、壁壘分明、黨同伐異，有的人情緒激烈。在這樣社會環境中，很多人彷徨、苦惱，迫切需要歷史經驗指明方向。

因為關心當前和未來，所以回顧和反思過去。這是歷史學成為當代顯學的第二個原因。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必須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幾十年來，都把毛澤東思想當作最高標準。判斷一切事情的是與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提出了用社會實踐標準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標準。這場大討論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引發的。文章的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大討論破除了對毛澤東迷信。這個「現代迷信」禁錮了中國人的頭腦二十多年，這場大討論打開了這個精神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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