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8年4月19日，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第12屆台海論壇，題為「青年領袖談未來」。以下為他的主禮致辭。
首先介紹自己：我祖籍山東威海，就是清朝北洋水師基地的威海衛。我屬馬，生於1954年的甲午，雖然不是1894年的甲午，但是我對甲午海戰和戰敗的後果感同身受。我父親屬豬，生於1911年的辛亥；我姐姐屬牛，生於1949年。二戰時期，我母親在日本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期間經歷了苦難。在我這一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中，有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不少，稍為有思想的人，對近代歷史的一點一滴，都有強烈的代入感。
「青年領袖談未來」是很好的主題，尤其是作為「台港論壇」的主題。我現在並不是青年人，但大家朋友可以相信，我也曾經年輕過。40多年前，我在英國留學，經常和其他香港同學通宵達旦的談國家的未來、談香港的未來。畢業後回到香港，我經常到內地講課，談改革開放的未來，談國家四個現代化的未來。
共同的未來 不同的經歷
當年的未來，有些成為現實，有些變成過去。總的來說，我們的今天比過去想像的要好。今天，在談我們共同未來的同時，我想是不是應該回顧一下過去？在這裏我想談點個人經歷。
1978年10月1日，我在香港一家書店買了這個小的白瓷人像。這是一個正在擼起袖子的小姑娘，一臉神氣。我在底座寫上三行字：「放手大幹，四化有期，富強在望」。這是我作為一個24歲年輕人對國家未來的盼望。
同一年，20幾位香港的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工程師、測量師等走在一起，經常利用公餘時間，自己付路費，到大陸講課，傳授專業技術。1979年更成立了「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協會」，人稱「四化協會」。同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我們用糧票排隊吃飯之後，和深圳的官員一起做深圳的城市規劃。坐下來，我們第一個問題是：「目標人口數目是多少？」（這就是在當年談未來）。深圳說30萬。我們不同意，說目前僅2萬人，哪來30萬人住在深圳？今天，深圳從一個小漁村、小農村，發展成為人口1,000多萬的現代化大都會，GDP總額超過香港，人均GDP高於大陸所有其他城市。騰訊、華為、大疆都是深圳公司。未來，原來可以來得這麼快。現在我每次到深圳，總有點「與有榮焉」的感覺。
我們和深圳的交流很快發展到廣東其他地方，我在招商局在蛇口的培訓基地講課（全國公開招聘來到的年輕幹部，叫這個小石頭房子做「延安大學」），我在珠海的共產黨黨校也講過課。上個月，我在一個公開硏討會上用12個字總結4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要素：「攻堅闖關，借鑑學習，艱苦奮鬥」。
中國房地產高速發展
八十年代中，在各種各樣的改革之後，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擺上日程。1986年開始，我在上海幫忙，準備推出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30年前的3月22日，上海發放了這份我參加起草和翻譯的標書，實現房地產的有償使用，房地產市場應運而生，通過市場力量讓土地可以「地盡其利」。用今天的話，就是讓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起關鍵作用。30年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中國各地賣地收入和建設城市開支，成為良性循環，大陸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和高速的城市建設；大陸老百姓的住房條件大幅度改善；住房擁有率比香港高。早前我說過：「未來，原來可以來得這麼快」。在這裏我加一句：「只要跑道對了，中國人是很好的跑手。」
當年，為了準備賣地，我在香港的辦公室和上海的官員王安德先生趴在桌上寫標書，把筆拿在手上的時候，我不經意的說了一句：「安德，我們在寫歷史。」30年後的今天回頭看，我們當年確實翻了中國歷史沉甸甸新的一頁。
當時香港的地產商對投資大陸房地產不感興趣，認為大陸房地產市場沒有未來，今天，香港多數地產商主要在大陸新增投資，說明人們會不斷的修正對未來的看法。
研判未來 必須客觀
1984年中英兩國草簽了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聯合聲明。1988年我當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協助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經常和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一起談香港回歸祖國後的未來，一起探討問題，解決問題。當年有一部分人認為一個國家不可能有的兩種政治制度，兩種經濟制度，兩種社會制度，兩種司法和法律制度，以及兩種貨幣制度，今天都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一部分。30年前我説《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規定：香港回歸後會繼續使用港幣，有人說我太年輕，大陸解放的時候未出生，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更未出生，經驗是：政權一換，馬上就要換鈔票。一位美國的諾貝爾獎經濟學者更公開說：「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種貨幣，港幣必然會被人民幣排除。」把香港嚇得半死。今天，港幣不僅仍然是香港的法定貨幣，而且促成了香港作為主要人民幣資金池的作用，為人民幣的國際化作貢獻。八十年代不少人把香港的回歸說成九七大限，97年至今，香港保持了繁榮穩定。這些經歷告訴我：要準確研判未來，必須客觀，必須看大局，看大趨勢。
上海首次賣地四年之後的1992年，我參加了我第一次的兩岸三地活動。當年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與香港會計師公會，聯合舉辦海峽兩岸和香港證券交易與管理研討會。台灣的代表團一共105人，包括各大證券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中國財政部張佑才副部長在開幕致詞中的一段話值得我們重溫：「1990年11月和1991年4月，上海、深圳兩市先後批准開辦了證券交易所，今年上半年上海深圳兩地交易所上市股票達40種，股票市值600多億元，直接參與股票投資的公眾超過100萬……台灣證券市場，無論從股市規模還是交易額來看，在四小龍中均名列前茅。」
在離開上海，回來香港的路上，香港代表團的成員大多數認為：在爭取中國大陸企業上市的問題上，香港爭不過台灣，因為香港人的普通話不靈通，而且台灣和大陸的商業文化比較接近。1993年，也就是25年前，中國大陸第一家企業青島啤酒來香港上市。今天，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企業當中，有50%是大陸企業，佔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企業的市值70%。在我當行政長官任期內，滬港通和深港通相繼實現。
在專業服務方面，2001年，我在香港發起成立專業聯盟，網羅了所有十個專業團體作為團體會員，共同努力試圖開拓大陸龐大的專業服務市場。當時我被一位名嘴在電台上連續批評了三天。今天，香港的會計、測量、建築設計、城市規劃、園林規劃等專業的收入主要來自大陸。今天，亞太地區國際級的專業事務所負責人的寶座已經有香港人坐上，因為香港人有中國優勢。
人的機遇和發展 離不開時代
我開始的時候談了點我上一代的過去。我現在也說兩句，怎麼看下一代的未來。人離不開社會，人的機遇和發展離不開時代。我父母從山東離鄉別井，飽經苦難，有他們一代的時代背景。我畢業後趕上國家的改革開放，趕上大陸發展的快車，見證了大陸從貧窮落後，發展到今天的整體小康，這是我的時代。我三個子女年齡在25至29歲之間，他們的時代就是國家從小康奔向富強，他們的未來就是為中華民族復興奮鬥的30年。傳昕、齊昕、頌昕三兄妹名字裏面都有一個「昕」字，寓意「希望」，希望就是對未來的預期，我預期他們一代的未來充滿希望。他們沒有取英文名字，外國人叫他們的中文名字，叫得很準，也叫得很親切。他們沒有拿外國護照，因為我相信他們的未來，他們的未來不必有英文名字，更不要外國護照。
我很羨慕香港的年輕人，他們比我們這一代有更大更好的舞台，這個舞台就叫中國，他們在國際間有更高的地位。他們不僅是談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他們是會看到大灣區的規劃開花結果。他們不僅是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的未來，他們是會和各國人民共商、共建、共享。他們不僅是談國家的未來，而是融入國家在國內國外的發展大局。在奔向富強的道路上，他們不是旁觀者，不是啦啦隊，他們都是跑手。這條路也許並不平坦，也許有些曲折，但是方向肯定是對的。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這一代有足夠的成功經驗，青年一代有足夠的能力，這就是信心──堅實的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們兩代人共同努力，30年後，當我們90歲、他們60歲，大家再坐下來講過去，談未來，我們會同樣的談得很愉悅，很自豪。
青年領袖談未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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