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走了，未看到他的明天。我1980年有機會和他工作，不妨藉故喻今，或許還能展示明天。
文革後他恢復工作，到電力部當黨組副書記、副部長，主持工作。我先被邀請向部裏幹部做報告，講法律對經濟建設的作用，下毛毛雨務虛一番，繼而在部黨組會議上，以外來人身份，探討建設大亞灣核電站的一些棘手問題。
我要講的重點是要按國際標準辦事，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規範，而且要嚴格按經濟規律進行。在未擺脫極左民粹的年代，不是外來和尚是不會有這膽量的，所以事前要和他通通氣；他也趁機會向我介紹體制和人事上的問題，讓我有心理準備；也很自然談到他對廬山會議的感悟。
時分時合的弊病
當年水利電力部剛分家成兩個部，人事混亂，不到兩年後又合併。這種時分時合的弊病，其實一直延續到今天。也夠荒謬，同時有28個正副部長，還一反統計概率，居然有七位姓李；而七李中，還有兩對冤家，要糾纏幾十年，到入土才了結。一對是李銳和李伯寧；前者帶頭反對三峽建壩，後者則是三峽總指揮。另一對大小超恩怨的，則是李鵬和李錫銘。
分分合合僅是折騰一番：分則白添一撥幹部，合則人人擔心仕途，既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又滋長不作爲風氣，扯皮熬日子。（註1）而部委的分分合合，往往還是因人而定：領導不合就分；要鏟除某勢力即合。
政治折騰還帶來幹部三代同堂的問題，既是年紀之分，也是政治分野。當年電力系統，上有老一輩奉承「光輝的17年」（即文革前），中有文革中人，下則是四人幫倒台後任命的，各自來歷不同、思考坐標迥異，湊不到一塊，往往需要借用外力。
多了一重外來人的體驗
談到這些扯不清的人事問題，很自然帶起廬山會議。
我對廬山會議的好奇，是多了一重外來人的體驗，卻勾引出他的深層感悟。當年他大概還不敢有寫書的念頭，畢竟共產黨為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還在吵鬧。但他對問題已想得相當通透。
簡言之，話題側重兩方面：一是人脈譜系，指出日後文革主要人物，十之七八已在廬山會議期間登台，包括幾位沒有登山的人，突顯用人制度的弊病，糾纏至今。二是缺乏外部規範機制，導致制度扭曲人性，禍生肘腋，人人自危，突顯領導孤家寡人，易被壅蔽。
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註1：我日前撰文的附件《現代經濟特徵與管理》第三、四頁有關「扯皮票」，就是在部裏講的；到《人民日報》報道電力部部長轉述這内容時，我已暫住秦城。此前我已建議撤銷外貿部和一到六機械工業部，改成完全按經濟規律運作的企業，以根治問題；香港左派資歷深一點的人士可能聽過工委領導傳達我這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