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中國歷史科必修，中國歷史專家陳明銶教授的這篇學術論文，對香港如何推行中史教育有獨到的分析，讀者不容錯過。
香港在經過逾一個半世紀（1842-1941年/1945-1997年）的英國殖民地管治，1997年的主權回歸中國迎來它轉化的新階段，香港特區也隨着中國崛起的國力飛躍，因其戰略和經濟重要性不斷上升而水漲船高，可以積極開拓在多方面的發展。
本文着意觀察香港回歸過渡期及特區成立以來的歷史教研經驗，回顧過去及展望未來，特別聚焦在檢討特區新時期的中國歷史教育轉型策略及基本部署，並建議政府教育當局應該調整政策缺失及改革課程安排，更在實際行政措施方面創造條件，以配合香港整體發展，尤其在邁向2047年香港特區與中國大陸全面融合（merger-convergence）的過程中所需要人才的培養。
國民教育爭議 實為政策失誤所致
2012年夏天，香港特區曾經有一場牽涉整個社會的國民教育被質疑為強推市民不滿洗腦課程的爭議，引起全城嘩然，結果在眾多的學生、家長及教育界人士的激烈抗議下，香港特區政府被迫退讓，暫時擱置推行這所謂國民教育科目的官方措施。探源追流，這場反對洗腦運動其實源自香港特區教育局的自毀長城，因為官方在2001年推出的中學課程改革，把中國歷史課程由已規定的必修科目變為選修科目，報讀學生大減，簡直是政策缺失。
然而，其後在推行這所謂國民教育科目時，官方採用由官方資助的國民教育參考教材，但其內容偏頗，顛倒黑白，曲解史實，絕對不宜作科目教材或課程參考。把這不倫不類的課程變為人心回歸政治化的愛國教育，只會令人厭惡及抗拒，更喚起公眾義憤響應，凝聚社會力量來反對此項不公義的官方措施。這場反洗腦運動也牽涉在邁向2047年的特區與內地融合，香港學生實在需要一種有充分正確客觀事實基礎及主流價值應許的中國知識（China knowledge），而這中國知識最基本、最起碼及最直接關切的入門科目，正正就是中國歷史課程。現在是好時機調整特區歷史教育發展的方向和修正課程模式，安排將中國歷史科重新納入為中學必修科。
有必要重新結構中國知識 並於歷史教研層面應用
本系列文章旨在重點勾畫香港這個曾受英國管治特殊國際化中國城市，在主權回歸後殖民地新時期歷史教育的一些重要發展和課程設計，並藉此展望今後香港特區在中國歷史和本土歷史教育的新理念，和配合新環境而應當作出的合情合理變革。
在這改朝換代的新時期，中國歷史的教學與研究擔當日益重要的獨特角色，可以發揮推進、優化和提升學習中國知識所絕對不能替代的功能作用。在這個大前提之下，筆者特別希望推動中國近代史與香港本土史有機性同軌合流的中國歷史新課程，這種把香港歷史放入近代中國歷史演化框架的課程，應該列為必修科目，應從基本做起，用中文講授，這對加強香港學生的中國知識，加深和鞏固學生對中國及本土歷史的認識，培養學生對中華文化傳統的情意，和提升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均有重大正面意義。
今後香港所出產的大學生、中學生面臨賴以保持香港生存繁榮的中國因素（China Factor） 挑戰，非擁有相當中國知識不可，所以透過中國歷史與香港歷史合軌共流的優質中國歷史新課程而建構的中國知識，是香港特區基礎教育和人才培訓學習不可欠缺的重點課題。這種中國歷史新課程的有效全面推行，亦可以化解香港一些本土極左勢力及中國官方愛國教育的壓力，甚至2012年國民教育課程惹洗腦爭議的風波，或許可以不再發生。
本系列文章先引用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在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的特徵，簡單介紹有利香港歷史教研的新機會及優勢條件。然後本文從歷史研究的學術角度，講述香港歷史與中國近代史在六個重要課題方面的密切關連，及追溯中國在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至今的變革與轉化過程中，這關鍵的香港因素（Hong Kong Factor）所積極發揮的橋樑及平台多層次功能與轉捩點作用，把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香港本地歷史的教學與研究焦點和範圍融和綜合，使中國近／現代史裏的香港因素明顯化，同時亦把香港歷史發展放在大中華歷史演進，展現更長遠寬廣的視野角度。
綜觀特區歷史教研的有利條件及仍掣肘局限其發展的阻力要素，本系列就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學趨勢與日後提升歷史的新課程設計，作出七點建議來促進加強香港年輕的一代對中國近代歷史及當代發展的認識。最後，針對香港社會最近關注中史敎育的輿論意見——檢討特區中學的歷史課程、要求將中國史重新恢復為必修科——及教育界的回應，本系列將略作評析以供參考。因為自2000年香港教育局取消中國歷史科為必修科之後，報讀選修中國歷史科目學生人數大減。最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歷史科面對重大危機，特區官方不視之為問題，只解讀為市場導向的正常現象，繼續掩耳盜鈴地推行所謂行之有效的課程規定，而從教育政策立場審視，卻可看到中國歷史科面對重大的危機和潛藏程度嚴重的危險趨勢，這才是中國歷史科課程的最大問題。
希望關注及支持這中國歷史科的人能認真探索商榷問題癥結，繼續深入探討，尋找具新意的結構性改革對策，有效拯救瀕危的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敎育。集思廣益，筆者抛磚引玉，專誠敬請學術教育及文化先進，各界高明有識之士，就今後香港特區中國／香港史教研發展和課程設計，不吝賜教。
殖民地政權故意漠視及淡化華人草根階層的歷史經驗
香港歷史的學術研究與課程傳授起步較遲，直至最近三十多年，因受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的衝擊，香港華人本土意識的興起和對身分認同的關注，才日益強化。有關香港的各種學術研究，尤其是歷史，才漸受本地、中國內地和海外學界的注意，香港的小學、中學和大專院校亦逐漸增設有關香港歷史的課程。香港歷史的教研長期受忽視，着實今人遺憾。而這種積弱多時、基礎淺薄的情況，對今後特區裏有關香港歷史學術研究、著述出版和推廣以本土歷史為核心元素的公民教育身分認同的倡導，均有一定的影響。
在過往一百多年的英治時期，殖民地政權故意漠視，甚至以行政手段和法律來規限香港本地華人弘揚支援中華文化，壓制民族主義意識和濃厚的愛國情感。港英官方長期歧視中文，在教育課程中特別淡化中國因素對香港歷史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和香港在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及現代化發展建設的突出角色，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作用，更刻意迴避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不光彩歷史紀錄。
這種別有用心的英殖官方立場也影響了以前不少有關香港歷史著述，多以鳥瞰式（bird’s eye view）、由上而下、從英殖官方建制角度，以狹偏的統治者當權派的行政管治歷史來作香港歷史的主流經緯，以英文書寫的官方紀錄作為香港歷史正統史料文獻的主體，可惜往往忽略甚至遺漏了民間社會，尤其普羅大眾、華人草根階層的歷史經驗和奮鬥成長的歷程。
在最基本層面而言，過往香港歷史通常被視為只關係數百萬人的地方歷史，似乎只是關乎一個殖民地城市的小歷史，故不易成為國際歷史學術研究主流的一個重點熱門研究範圍。亦或以香港既是英國管治的殖民地，香港歷史可被認為是英帝國海外擴展歷史的一個環節，但因領土和人口（相對其他前英海外屬土如印度、加拿大等）較少，受重視的程度自然不高。
然而，以較全面、深入和廣闊的角度來觀察，如果能夠本着公正客觀、尊重事實、謹慎平衡的基礎來推動香港歷史的教研，在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上，和對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公民教育、主權回歸後香港華人的民族認同感和健全的本土意識的培育，皆有重大的意義和長遠實質正面作用。
97回歸後 對香港近代歷史的關注大有提升
香港回歸17年以來，在本地和海外出版，有關香港近現代歷史和現今社會政治演化的題性書籍和學術期刊上所發表以香港為題的論文，不僅有大幅度的增加，同時在內涵素質方面亦有提升。例如筆者和盧兆興教授合著、在2006年秋天出版之《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歷史辭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ng Kong SAR and the Macao SAR），附錄有關香港的英文參考書目長達30頁，當中所列舉近600項專書和學術論文很大部分都是在1997年至2006年間，即回歸以後才出版面世的。這些論著不少是以新穎的焦點和角度，就以前比較少受注意但極有學術研究價值，同時對目前香港特區發展現有直接關係的課題作探討，這反映香港歷史研究有日益豐富的資料和多元化的分析基礎。
這些有利發展香港歷史學術研究的客觀條件，由於大時代的演變，在近年來更獲得一種新興起的社會推動力，這是一種潛伏已久，但最近才爆炸性湧現的集體意識和政治文化轉變所產生的新力量。在這改朝換代、踏進21世紀初期的時刻，香港大眾市民的本土意識，和希望有效保育本地歷史文物的集體訴求漲升。過往數年，由於不少香港市民不滿特區政府因進行中區填海工程，而拆毀中環海旁的舊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所突然引發的抗議行動。這兩回碼頭事件官民角力爭議的背後顯示，強烈的本土意識進一步帶動公民參與保育極具歷史價值的舊建築。
這雙碼頭事件也反映了過往殖民地政權和現今特區當局，在本土歷史教育與文物保護的政策和實質工作上的長期嚴重差誤及不足，這與葡萄牙殖民地政權在1999年冬澳門回歸前維修保育葡式文物建設的努力成強烈對比。澳門特區在2005年7月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正式認許，由30座建築物和前地所組成的澳門歷史城區（Historic Center of Macao）成為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亦即全中國第三十一項獲得國際認許的世界文化遺產。
香港有必要發展具歷史批判性的第三論述
當時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城市大學公共行政學者張炳良教授（現時香港特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2007年5月16日《明報》的文章簡明分析這回「保（衛）皇（后碼頭）」運動所帶出的信息和較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含意。張氏的見解與筆者所倡議的香港歷史教育的發展原則，有許多共同之處，可謂不謀而合。現在特別引錄張文最後一段與各位分享：「按公民社會的論述，『保（衛）皇（后碼頭）』重點不止於純文物保護或大會堂、愛丁堡廣場、皇后碼頭等建築群在建築學上的歷史特色與價值，更涉及對殖民地歷史的所謂集體記憶。那麼『保皇』與殖民地歷史的回憶可如何扣上關係？民間團體、保育人士能否跳出『皇室成員及殖民地總督曾在皇后碼頭「登陸」』等官式儀式歷史回憶觀，推動真正立足民間的集體回憶運動？如是，則應超越英殖的文物符號，重新尋找150年殖民地歷史中的民間歷史視角與內涵，不囿於官方版本，勇於觸動一些過去的歷史禁區（如1967年暴動）及異見者的歷史版本。港人的殖民地觀不應只有全盤否定或全盤繼承（歌頌、視今非而憶昨是）兩個極端，應走出屬於民間、具歷史批判性的第三論述。」
可見現在香港市民因主權回歸的政治憲制變更，從而加強了自己個人和集體的身分認同，正因為他們身處於香港特區對民族國家的重新深化認識，和對國民身分的再確定，形成這種心態，意識政治文化的演化。此外，因為英殖政權在黃昏時期的緩慢局部民主化工程，通過議會競選活動所帶來的公民權益意識醒覺，公共事務的參與和1997年以來特區開啟「港人治港」、當家作主的集體心態肯定。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香港民眾的追溯源頭般思故情懷，甚至帶着憑弔遺址，回首滄桑方式的懷舊尋根心態，來重溫和自己有密切關係的歷史往事，與及過往成長期親身經歷接觸的文物建築。他們試圖藉着歷史留痕來把握時空機緣，追憶過往，故此亦重視有形的實體文物和抽象的形象符號的保存，以作為見證歷史的具體標誌。
在這層面，雙碼頭事件着實是有令港人值得深刻反省的啟示和迫切的警號，就是本土歷史和文物的保育工作，絕對不能因短視功利的城市發展、舊區重建所完全掩蓋或企圖以明天利益的追求作為公共事務決策的最高目標，因而廢棄否定過往本土文物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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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於2013年9月澳門理工學院聯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台灣東吳大學歷史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舉辦「天人古今：華人社會歷史教育的使命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經修訂後供本社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