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鈺成：要2047年有好前景 香港不能迴避政制問題

【香港的前路系列文章】

政改方案否決後，我聽到有一種說法：「政改被否決，證明香港未具備實行普選的條件，香港社會部分人與中央政府對於怎樣實行普選未有共識。」

提出這個觀點的人說，這說明為普選制定時間表並不合適，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政制發展是要「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的原則」而進行，怎能於十年前便預測到十年後香港社會的情況是適合普選呢？所以政改方案被否決，時間表亦無用武之地，重新返回《基本法》去看實際情況，原地踏步，等到香港社會與中央政府有共識，到時候才再將普選議題放上來討論。

似乎提出這說法的人，是覺得政改被否決對香港是好事，就如行政長官最近所說，將政治爭拗放一邊，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但我想指出，2007年中央政府決定為香港制定普選時間表，絕不是「貪過癮」的，斷然不會是隨便想出來的東西。

大家應該都記得，2007、08年行政長官選舉是沒有普選的，當時大家就想，下一屆有沒有普選呢，立法機關普選何時到來呢？社會上開始有壓力，中央所定的普選時間表就是要說明，2012年是沒有雙普選，不過2017年是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可以普選全部立法會的議席。時間表在當時是舒緩了當時的壓力，讓大家有所期待。雖然仍有部分人不滿為何2012年不能雙普選，但畢竟下一屆行政長官就可由普選產生，所以時間表本身，令近幾年的政制發展爭議相對平靜，準備2017年迎接普選。所以時間表的出現有它特定的背景，不是突然說有便有的。

現在因政改方案被否決，連時間表都失去了，是否表示問題就不再存在？是否就如一些人所想，我們就無需再理會政制的發展呢，可集中處理民生事項呢？

在過去一年時間，立法會還未就政改表決的時候，我在多個場合表明，認為若在2017年不能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香港便難於管治，甚至不能管治，這個看法我依然沒有改變。所謂不能管治，不是說方案一被否決，社會就大亂或者政府倒台，或香港會立即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我們的管治方式，經歷了回歸後這十幾年，有各方面的問題都已明顯地浮現出來；如果我們仍堅持，什麼都不改，按現在的管治方式，香港會繼續繁榮下去，應該不會有太多人相信。

過去這幾年都能繼續維持到社會相對穩定，各方面的事業都能發展，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大家願意等待，等政制爭議解決後，引入普選再去研究如何去改進，解決管治上的問題。丟棄了時間表，管治上出現的明顯問題，就不知何時才能解決。例如行政立法的關係、行政會議透明度或主要問責官員的表現問題等等，會一直持續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是向整個社會宣傳「2017，一定要得」，由行政長官與政改三人組不停跟大家說，如果普選不通過，大家只可坐在家中看電視直播，無法參與。「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一定可向巿民問責，可回應到巿民的訴求，大家可以到投票站，投選支持的候選人」，這些宣傳已深入人心，現在忽然間消失，繼續原地踏步，政府是不能回頭說「原地踏步也不錯」。巿民的期望已經明顯表達出來，現在沒有了，而且不知何時再有，必然令2017年通過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行政長官更加難去建立管治的威信，更加難去贏得認受性。

再加上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非常慘烈。有人認為2012年只是一個例外，因為以往數屆的競爭都是相對君子的，但我們要務實一點看，2012年出現的其實才是常態。在將來，很難想像將來行政長官選舉並無真正競爭，而當有真正競爭，比如2012年的選舉那樣，我們就大概不會君子之爭，也不會只比政綱、能力與往績。

所以從任何角度去看，不通過政改方案，2017年產生的行政長官與新一屆政府面對的管治困難都會比過去更大。再加上整個制度內存在的問題一直未有解決，我們如何期望特區政府可以實行有效的管治呢？

我認為「政改否決了，不用再理政治發展，集中處理經民生」的想法不切實際。再講「50年不變」的「50年」已過了三分一有多，2017年選出的行政長官到他任期結束時，「50年」剛剛過了一半。近來已聽到，北京的學者至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都開始思考一國兩制應如何發展、2047年後香港要怎樣做、《基本法》何時以及如何修改，這些問題與香港實際管治效能、香港能否如中央所願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時，維持到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等，有緊密的關係。

所以我與很多年輕人討論，不只是要考慮2017年的問題，對他們來說，2047年是個更現實的問題，要考慮香港的未來，做好將來幾年，令一國兩制有較健康的發展，對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這方面出發，我們是不能迴避政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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