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社於10月31日舉辦周年論壇暨四周年慶典，第三節主題為「香港新挑戰」，邀得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黃元山、特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程淑儀任嘉賓演講，並由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擔任主持。討論撮要如下：
曾鈺成：借用朱雲漢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剛才最後一句話，逆境可以是一帖苦口良藥，不過我們接着要想想去解決問題。今早文灼非（本社社長）提及過陳明銶教授，去年我就參加了陳明銶教授組織的「香港回歸20周年」研討會，講一國兩制的實踐。當時會上我說，對上十年，即香港回歸十周年的時候，《英文虎報》也辦過一樣的研討會，香港亦有不少十周年的研討會，當時是一片樂觀。2007年可能是回歸以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最有信心的一年，亦是政府管治效果最好的一年，但去年20周年時，所有情緒逆轉了。前兩年我也說過，往後的十年對於一國兩制的實踐是關鍵的十年，我們一國兩制才真正遇到挑戰。特區政府、中央政府、香港人我們現在是要面對真正的考驗，若過不了這關，不能告訴人一國兩制是成功的。
我們智庫也有做香港各方面公共政策的研究，包括房屋的土地、交通、教育等，但我自己最上心的是關於一國兩制的實踐的研究，包括第23條立法、國民教育及國民身分認同、港人治港的管治問題。前兩個月我們發表比較全面的、回顧一國兩制實踐20年的報告，我們的基本看法是一國兩制整體應該是成功的，否則不會有今日的條件，但實踐當中遇到的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仍須正視，不能說成一國兩制成功、舉世矚目、人人贊成一國兩制。剛才張炳良說到，為何年輕人對未來迷惘，似乎與我們官員的說法有點不一，你說未來如何光輝燦爛，說一國兩制如何成功，他說不是，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正視問題。我覺得在座很多社會賢達，不知為何文灼非找到那麼多猛人出席活動，大家一齊一方面要有信心，如剛才朱教授演講般，說得非常好，像最後的訊息，我們要對前途有信心，但另一方面我們要正視問題。如果我們認為合上眼走就行的話，就會出岔子。
張炳良：黃元山先生，你們團結香港基金做了很多報告關於東大嶼填海，引起很大爭議。你怎看年輕一代的情緒？或者你們智庫有何看法？
社會要改革，智庫可盡力謀創新
黃元山：我們說土地時，「做大個餅」與「做好個餅」是沒有衝突的，我們放很多時間說做大個餅，包括土地、人才、創科等，但同時也非常關心如何做好個餅。所謂做好個餅，剛才揭到《經濟學人》提到manifesto（宣言），回顧過去百多年《經濟學人》歷史，說有三類人是revolutionist（革新者），要反、要打破全部東西再建立。一種叫conservationist，保有原有事物，另一種自稱liberals，但據《經濟學人》說法，美國一班上了位的liberals，有一段我覺得挺精彩的：
Yet ruling liberals have often sheltered themselves from the 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Cushy professions such as law are protected by fatuous regulations. University professors enjoy tenure even as they preach the virtues of the open society. Financiers were spared the wors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when their employers were bailed out with taxpayers’ money. Globalization was meant to create enough gains to help the losers, but too few of them have seen the pay-off.
我想感覺是社會面對種種制度上的不公，那種無力感是出現在世界各地的人。我自己在前身的事業是做金融，第二個事業是當自己做社企、社創，我兼做投資、營運、社企顧問，第三個事業是做政策研究。為何我覺得社會創新與做好個餅之所以重要？如果真的要世界有改變，並非單方面，並非只在政府，並非只在少數人，而是整個社會都要了解，每個人都要就自己範疇去創新或創新地破壞，或者透過一些bottom-up asset（從下而上的資產）去帶來一些value changes（價值改變）也好。我舉個例子，香港早年有間社企是做的士。事緣他發覺很多殘疾人士與老人家推輪椅上的士是非常不方便，既要被人抱上的士，又要摺起輪椅，放在的士後方，非常不方便，於是做了社企，就是令大家可以將輪椅直接推上的士，社企前後做了六輛（特製的士）。帶來什麼改變呢？就是的士公司看到是商機，為何不將車廂做大一點，令輪椅可以推上去，既能幫助殘疾人士，又幫到老人家，更方便遊客放行李，發現到有個業務模式，然後就會問，為何你不早一點想出來？為何要有社企做到出來，改變了你思維，才會覺得是個商機，又覺得做這件事是合理？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例子更加切身。你知道劏房開始出現，發覺很多人愈住愈小，住的地方又不合適，有些單親媽媽要帶着子女與陌生人共住在不方便的環境，因此有社企出現，聯絡有良心的業主和有需要的媽媽，帶着子女一齊住在較合理的環境，稱為「光房」，進而衍生出政府共享房屋的運動。這亦看到社會創新，向商界和政府注入了改變DNA的思維，因此我認為我們智庫除了做剛才大家都關心的土地以外，也牽頭做了Business for Social Good的概念，希望更多商界人士與我們一齊去想，希望大家不只想賺錢，而是如何藉賺錢去為社會帶來改變。我們做了Bees and Trees Alliance（蜂樹盟）的配對，去帶動社企發展，也讓社企為商界帶來一些新思維。我們也有小事大意義的運動。
其實每一次研究時，我們都會考慮如何為社會帶來真正改變。就算做科技也好，科技當然是很厲害的事物，但也是很社會性的事物，例如說金融科技，這是為整個傳統金融業帶來衝擊，令我們很多時以前在銀行未能開戶的人有機會開戶，我們使每人都可經金融渠道去接觸到資產，我們說老人科技，就是希望科技幫到老人家，令照顧更加合適。教育制度百年來也是這樣，我們是否能透過科技帶來真正的社會改變。我想每個範疇，不只單方面而是多方面，為社會帶來最後改變。最後說到金融業，我們有做environmental（環境）、social（社會）與public government（公共政府）的研究。什麼意思呢？因為我們知道金融不只是錢賺錢，而是藉賺錢帶來社會衝擊，才是最終目的。我們覺得社會需要改變的。當然身為智庫，力量有限，但希望透過小組的力量，將創新的思維放入不同的範疇裏。
張炳良：我知道本屆政府很強調「同行」，確保政府不離地，如何令年輕一代有希望。Betty（馮程淑儀）從政府智庫到施政報告去看，覺得現屆政府如何去面對挑戰？
創新辦推動政策創新 廣納青年意見
馮程淑儀：剛才曾先生提到香港新挑戰很多時候牽涉到政治議題，當然政治議題令年輕人有很多迷惘，這點我們政府是明白的，其實今次施政報告着墨得多，但今屆政府重視如何在政策做到更貼地，更明白市民訴求，令到政策能夠不再像以前逐個局各自工作，以至與時並進。所以行政長官在選舉政綱提到將中央政策組改組，成為我們現在的創新辦。很多朋友以為我們創新辦是否做創新科技，其實不是，我們主要推動政策創新。這個最重要的環節，現時政府架構的局、署每日都為日常工作而疲於奔命，無法多做研究工作。我們大概有70多個同事，其中有公務員及從外部2000多位申請者當中招募得來的17位年輕人，到創新辦工作，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做過傳媒的、做過議員助理的、有做過智庫的，來自團結香港基金的也有數位。所以他們較能了解年輕一代看法與關注的地方，所以現在創新辦內部是很民主的運作，每日都與年輕同事討論，了解他們對施政的看法。在施政報告的過程中，他們也注入很多創新的元素，我們去搜集民意，用很多社交媒體的方法，用了Facebook Live去更加了解民情。今次施政報告收回的意見較過往多出5倍，多達1.3萬次提交，很多都是經網上提交意見給我們。我們也很認真地分析，交了撮要給特首。
其實整個施政報告如何做出來呢？不單是特首有她自己的看法，也是透過我們會見各行各業、立法會議員、政黨、智庫，做了43場諮詢會與將從萬多個意見中抽絲剝繭好的納入施政報告，所以今次施政報告很充實。過程中創新辦的同事參與時，也聽到各行各業、不同背景的人的意見，所以更能掌握民情。
我們與過去中策組有何不同呢？很多朋友說我們都只不能是中策組改組而已。我們有幾個重要的工作原則，第一是以實證為本，研究仍是我們本行，這與其他智庫多少相似。我們不擁有政策，所以可以更獨立、更中立地去看每個政策的範疇。第二除了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以行動為綱，我們研究完的成果﹐當然不似智庫發表報告，我們會向內交予特首給政策局，不會說過就算，希望帶動到改變，在政府內部做到一些政策上的改變。很多時候一個改變是不容易的，是跨局的，我們的研究主要是跨局，所以需要有行政長官的准許，我們才可推動這些局改變。我們與中策組的操作也有分別，就是我們是外展型的機構。過去六個月成立後，拜訪很多不同的智庫，十多位，包括團結香港基金與香港願景，去聽取他們在做什麼。因為很多智庫告訴我們，做完的研究無人理會，無人聽取，說完、開完記者會，沒有政府來問他們。我們希望做到這件事，去聽智庫做了什麼研究，然後反映給政府。我與曾先生談論過他所提出的土地調整計劃，其實為何在施政報告裏出現土地共享計劃呢？其實是借用曾先生土地調整計劃這個用詞。我們不再稱之為公私營合作，因為我們覺得土地共享計劃更重要的是分享私人發展商的土地，令他們帶動到公共用途，所以這是從智庫取得的意見，我們看到土地監察，李永達先生告訴我們，一定要做公私營合作，我們也納入這些意見。所以不是說智庫給了我們的意見聽過就算，而是認真去聽，認真去納入。
不少朋友告訴我們，土地是不夠，1200公頃是不夠，所以為何特首提出明日大嶼，去到1700公頃，當然往後說了出來後﹐引起坊間很多擔心，是否我們長官意志、一錘定音？其實與土地供應小組所提出的1000公頃是沒大分別，只不過是我們看到香港實在無土地不行，什麼也歸土地。
我們會見很多團體，很多人來找我們，有很多很好的構思，很多很好的項目，政府有沒有地？對不起，我們沒有。不如考慮一下空置學校？空置學校位置太差，設施不行，沒有路，做不到。如果我們有更多土地，香港的經濟發展其實真的有更有的潛力，但沒有。現在開始有朋友跟我們說，回去大灣區吧，辦香港城吧，將香港人移過去住吧，這個又有更深層次的矛盾要解決。所以如果我們能有土地，掌握到的機會會大得多。另一個剛才有講者提及的，就是人才。我們幫特首統籌海運業的發展，也是前局長張炳良所做的項目。大家談得很興奮，香港可以做與倫敦一樣的增值服務，我們可以做很多很好的基礎，但我們有沒有人呢？我們做增值服務，何處找海運業的律師、保險呢？這些都是我們所面對的樽頸，唯有暫時輸入專才。剛才提到11個行業，當中有一半是與海運業有關，現在我們真的沒有人，但我們可以開辦課程，訓練相關的人才，有否青年朋友去讀，這也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最後只講一句，創新辦是一個開放的外向型機構，在座任何朋友的好的意念、創新的意念，隨時來找我們，我們都會聆聽，如果能夠做到促成者，玉成其事的話，會聯同不同部門，跨部門、跨局幫大家落實這些好的意念。
張炳良：可否透露一次今次施政報告有哪些東西是吸收了意見的？
馮程淑儀：差不多整個過程都是由我們這群年輕人主導。為何特首會粉墨登場，為何會拍哪麼多影片，用她的Facebook、Instagram呢？其實全是由我們這群年輕人提出。其實我們與林太說時，當初也戰戰兢兢，「林太你試一試扮鬼扮馬」。其實特首真的肯聽取年輕人的意見，去做他們所提議的事。而她也用了2小時去會見我們17位年輕朋友，他們很直接、很坦誠，不會因看到行政長官而有保留，他們從自己過去經驗，看到他們一些對社會的不滿、對特區政府的期望，都與行政長官說。其中有一、兩項都是吸納了這群朋友的意見。還有一場是特首會見一群自薦的，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個青年自薦計劃，那邊也有數十位的朋友來了，有很多他們即時提到的，創新科技基金申請手續很繁複，我們立即跟進。我們內部在審視申請基金的程序。為何我們在以為已經很簡單的方法，但朋友仍然覺得那麼困難呢？為何會覺得弄了十個月也申請不了呢？我們在審視這方面的事。當然在我們接觸年輕人的過程中，聽到這些意見，我們會跟進。
過程保密 施政報告寫法值得商榷
曾鈺成：很多謝Betty（馮程淑儀）剛才提到我智庫的計劃，但很奇怪為何你不提一下團結香港基金的加強版、2200公頃東大嶼計劃。
這樣吧，我完全不懷疑行政長官真的很有心聽取各方意見，回應社會訴求。在施政報告準備過程中，很長時間她自己出來呼籲，如剛才提及的開了很多場諮詢會，但問題是，我覺得現在撰寫施政報告的方式與我們時代脫節了。一方面說你要公開諮詢，但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將牌收在自己袖口裏，到最後不拿出來也沒有人知道，要給人家驚喜。所以整個過程要保密、要絕密的。出來後我想問，有多少人真的覺得施政報告是他有份的呢？這是很重要的。正好最近我在準備有關《基本法》的講座，回顧起草時最後真的三上三落，那個是諮詢，到最後真的很多人覺得自己的意見獲吸納，包括我自己很少的意見，在最後版本中又發覺有提及。即是覺得是自己有份的。但現在施政報告出來後，好的、不好的，都是說了出來後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覺得自己有份的呢？所以我覺得是否這種方式，與我們現在的政治環境不太脗合呢？
張炳良：黃先生，你們基金也提了很多意見，你覺得有沒有份？
黃元山：我們舉幾個例子吧。土地以外，我們也就電影業出了幾份報告，我們也很關心，因為剛才提到有不同人才發揮的機會，我們發表了報告，也樂見施政報告是有提到十億元的加碼，去做電影發展基金，或令香港電影業再次上台階，這都是我們樂見。又例如之前其中一個是科技，徐立之教授帶了我們做創新科技研究，當中關鍵是既然香港大學那麼好，為何有些科技未能應用、轉化成產品，我們當然也樂見（施政報告）與我們的思路很脗合。還有很多例子，不過就此打着。
馮程淑儀：當然財政預算案與施政報告都是高度機密的。但在做完後，行政長官會請局長聯絡各界持份者，不少意見都是在持份者、業界提出後獲納入。當然最終都是10月10日施政報告讀完後，在中午12時施政報告公諸於世後，才能告訴不同的持份者：「當時你所提的意見獲納入。」例如醫學界、教育界很希望全面禁止電子煙，這個對他們很可能是個驚喜，但對於其他業界可能是驚訝，但過程中有些業界是提了意見，最終獲政府回應，這方面其實他們知道自己提過，自己放在口袋裏，但問題在於曾先生覺得10號之前或可放風、提及一下，讓傳媒各界消化一下會否更好呢？例如1700公頃，早一點放風會否更好呢？這些我們也可在諮詢方面提議改良，但始終施政報告是機密，張教授也很明白此理，沒有同事會敢公布內容，這也是我們公務員的操守，不能預早宣揚。
張炳良：其實或者特首是考慮了一個方法，就是財政預算案的做法，這個在曾蔭權先生做財政司司長，即是庫務司司長時的做法，發表預算案當日，發信予不同的政黨，即立法會內的黨派，告訴他們預算案內有這幾件事，吸納了你之前諮詢期的意見。可能（現任）特首在施政報告也採用這個方法，讓相關的持份者較覺得與自己有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