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澍基：香港如何應對內地經濟大發展

全世界都可能會問，中國為何可以在短時間內，在經濟尖端領域上可以有如此傑出的表現？在學術的角度看，一個國家如果要經濟起飛，國家的政策十分重要。在發展經濟學內，有一個講法叫 hard state（硬政府），即是說政府在發展的時期一定要對各方業界提供很大的協助，例如是稅務、資源、出口等等。

如果我們看一看中國過往二、三十年的騰飛，相對於香港而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對稱結構」（見下圖）。圖的左上方的大圓圈代表中國，右下方的小圓就是香港。如果我們不以購買力作估算，根據 IMF 的資料，中國佔全世界 GDP 約15%，而香港則佔0.44%左右。中國增長在過往十多年保持每年約10%，現在人口窗關閉，勞動人口出現絕對下降，這個階段帶來很多挑戰。因為如果不靠生產效率上升，是沒可能維持如此高速的 GDP 增長。但無論如何，一般估計中國 GDP 增長將維持在7.5%左右；而在香港，有4%增長已是十分理想了。

中國現在的確有很多問題，例如是金融服務出現瓶頸、地方債務等，還有一樣更重要的是，她需要重估自己在世界政治舞台及經濟領域的角色。中國增長如此快速，美國不會視而不見，在合作與競爭的複雜關係中，會有其自身的考慮，而中國亦開始需要這方面的思考及部署。香港就沒有這方面的考慮了，因為香港人口窗關閉的情況比中國大陸還要差，平均生育率只有1.3（即是一對夫婦只生育1.3個小孩），遠低於保持人口增長的2.1必要水平。這個數字的對香港來說不免會令人憂慮，因為當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口，就需要從外來輸入，問題是人從何來？這就涉及其他有關政治、社會、經濟的問題。香港的其中一個可能性就是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但即使如此，亦要面對被邊緣化的問題，有可能在芸芸中國城市中失去競爭力及獨特地位。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不只已有一個非對稱的結構，且非對稱的程度亦正與日俱增：中國GDP 在1990年代大概是香港的9倍，現在已是30倍左右了。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如何處理這個不對稱的狀況，而首先要做的，是理解當前香港的政經脈絡。由1997年到2003年，中國政府一直緊守「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則，相對於現在很多人批評中國大陸不斷干預香港（甚至有「西環治港」說法云云），那時侯中國學者要申請簽證來港，甚至會比申請訪美簽證更為困難，所以中港學術交流往往是由香港人北上大陸進行，由此可以理解當時「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況。

然而，在2003年，香港不幸地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東亞金融危機、非典型肺炎、50萬人上街），中央因而有所轉向，而這個轉向是很少論者曾經提及的。其實中國大陸本身也要面對種種問題，本身對香港大有「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除非出現大型政治動盪威脅國家主權，否則中央都不想出手，因為說到底香港還是奉行「一國兩制」的地方。

而2003年就是一個轉向，中央決定出手，由 CEPA、個人遊、「9+2」以至投資移民等等，令香港經濟反彈，財政再現盈餘。但問題是特區政府基於種種原因，未能在政策上再作配合，促進本地的經濟增長，加上傳媒及資訊科技的冒起，民怨不停擴大及擴散，令公民抗爭的氣氛漸趨濃厚，特區亦因而成為「示威之都」。

在當前脈絡下，我們可以見到中國內地及香港對於發展的路徑已愈來愈不相同：中國主要向工業發展，但香港已渡過了去工業化的過程，我們唯一可以協助中國的，就只有金融服務一環。

香港以往依賴的是航運業及金融服務業。香港在1992年成為全球最大的貨櫃港。雖然航運對香港GDP頗有貢獻，而在「9+2」及CEPA後香港的航運業及物流業的前景更備受看好，但不幸地，新加坡及上海已分別於2005年及2007年趕過香港，而深圳現在亦距離香港不遠了。香港現在已失去了航運業的領導地位（見下圖）。

另一方面就是金融。還記得在97/98年，當時「大鱷」襲港，我是研究貨幣匯率及金融的，提出了一些意見，獲當時香港政府部分採納。但政府要對抗「大鱷」，就需要入市購買大量股票，然後要將這些股票在市場出售，最好就是找一些沒有既得利益的學者負責操作。當時政府介入的手法，包括本人在內，全香港只有三個經濟學家支持，於是我就進入了當時開設的專責委員會。當時委員會買賣股票，均要向外公布，我亦因此與香港金融業可說有點淵源，並提出一點看法。

以前金融是僅次於航運業的第二產業。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由2005年至2006年開始冒起，很多公司來港招股上市。雖然中國市場的股票價值在近年跟不上經濟發展，但國內的股票市克服了之前幾年的困局和熊市，加上主要的銀行金融機構進行股份化改革及上市，再度熱起來。在香港掛牌的H股增加，到2007年，中國內地企業佔香港股市整體市價總值已超過一半。我們要認清的事實是，香港的股市已是以中國為主導。

面對各項憂患，如果政府不夠「硬」，繼續受保守的經濟政策影響，再加上最為關鍵的人口問題，相信當前的困局將難解決。香港政府最近公布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我認為大家應該細讀。據報告數字，於2018年，香港的勞動人口將會出現絕對下降，而中國大陸現在已出現了（最初的預計是在2020年開始）；而到2041年，香港老年人口的比率亦將大幅上升，扶養率數字將十分嚴峻，這會令我們的經濟增長（除非靠提升生產效率作支撐）大幅放緩，亦會對社會福利及社會政策構成沉重負擔。

面對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以及對未來的經濟結構問題，香港有兩樣東西可以做。第一就是輸入人口，這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第二就是提高生產效率 ── 然而目前香港科研水平低下，科學園發展滯後是一個好例子。如香港不能在這兩方面下手，到最後我們就要回到服務行業及金融行業。但金融行業及服務行業基本上就是以大陸為主導，欠缺本地特色，如果香港願意變成中國另一個城市，那就沒所謂的。

但問題是在「一國兩制」內，其實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限制，就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要維持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邊界，問題是這個邊界已經模糊化了。資源在「一國兩制」下，理論上是不可以隨便流通，但現在流通的狀況是有目共睹。流通本身不是問題，高素質的資源在哪裏？香港經歷的是淨流出還是淨流入？現在看來，優質資源正不斷流向大陸。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我們的科技不能提升，且勞動力問題亦未能解決，就會引起反政府及反公共政策的情緒（特別是部分青年已深陷憤怒之中），社會將會陷入撕裂。香港本身有足夠資源及儲備，問題是我們要兩條腿走路，優化經濟結構。第一，我們要找到一個「火車頭」，可以為我們帶來高增值的動力，這些產業包括金融服務、商業及文教軟體、環保技術、中醫藥、生物和物料科學研製等，這些產業不需大幅土地，是用「食腦」（頭腦靈活）及創新致勝；第二，就是發展低增值但高就業的產業，包括旅遊、文化、娛樂、百貨、飲食、社會和個人服務以至回收工業等。但在「火車頭」的那一邊，我們需要人才，就會有雞與雞蛋的難題：是先有行業後有人才，還是先有人才後有行業呢？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只要兩樣同時發展即可，但與此同時，政府必需調整其以自由市場為主導的保守傾向。